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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另一项让今人能作事后诸葛亮的即闭关自守，不搞对外开放。在建国前，毛泽东曾表示过访问美国的意愿。但形势比人强，建 
     国不久中美即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战争的结果更让老美颜面扫地。围堵中国成了美国的重要战略。在军事上，东面有台湾、日本、南韩 
     美军基地，东南方有菲律宾的基地，在西南方的印度受到美国的大力援助；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北方边境紧张；越南战争使中国南国 
     境线吃紧。从解放至毛泽东逝世恶仗不断，计有五十年代初的朝鲜战争，六二年中印之战，六十年代末期开始援越抗美，六九年苏联威胁 
     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紧接着珍宝岛战争，七四年西沙之战。如果中国对外开放，也只能面向朝鲜，巴基斯坦，老挝， 
     缅甸和泰国。美国作为战后最大的资金输出国和最大市场，不能为我所用，且尽力在技术输出上封锁中国。直到八十年代初，美国主导的 
     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的技术禁运高达一百七十多项，而对其死对头苏联的禁运才一百五十多项。台，港，东南亚至到八十年代初还没能 
     力大量输出资金，即使有良好开放环境，也难有所作为。如果说邓小平时代打开窗户进来苍蝇的同时还能进点新鲜空气的话，那么在毛泽 
     东时代则只能进来苍蝇。毛泽东是一位充满自信的领袖，他一生何曾惧怕过挑战？那些想当然地认为毛泽东担心外来思想会动摇他的地位 
     和威望，是对毛泽东的根本不了解。建国至中苏决裂，中国的国门曾面向苏联、东欧打开；这种开放是以引进技术和成套设备为主。这期 
     间，苏联对华一五六项成套援助奠定了中国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基础，而且大多数项目属于苏联最先进工业技术。就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相 
     对收益而言，这段时间决不逊色于邓小平前十多年开放的成果。 
     谈到毛泽东在经济方面的败笔，就不可能回避“大跃进”。它确实给当时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作者在此也无意为“大跃进”辩护。 
     令作者深感遗憾的是，当我们不断批评“大跃进”时，却很少有人检讨在毛泽东逝世后由邓小平主导的“洋冒进”及严重脱离实际的“十年计 
     划”。这是否存在着评价历史问题时的双重标准？毛泽东曾为“大跃进”的失误检讨，而邓小平却对“洋冒进”低调处理；华国锋因当时所处 
     的位置和很快下台，更无意间背上了这口黑锅。 
     “洋冒进”的特点是无视国家的外汇支付能力，通过大型工业项目的全套引进来迅速提高工业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由于严重脱离实 
     际，缺乏科学论证，致使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和外债，为八十年代初可能爆发严重通货膨胀埋下了种子。一些大项目不得不半途停工。值得 
     庆幸的是，中国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迅速成功，不仅缓解了财政状况，而且节省了一笔进口粮食的外汇，化解了“洋冒进”对经济的巨大 
     冲击。否则，中国的经济真要被邓小平拖到“崩溃的边缘”。 
     “洋冒进”的另一恶果，是由于论证的草率而导致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和对地方产业结构优化的永久性破坏。上海就是一例。因上海远 
     离能源，原材料基地，两条铁路已紧张不堪，而上海的优势在于一流的科研力量和劳动力队伍。因此，上海的产业发展方向应是优质轻工 
     业品和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业。然而，重点全套引进项目——宝山钢铁总厂的建设却使上海的产业结构不可挽回地继续走重型化的道路。 
     当上海汽车工业占中国市场办壁河山时，人们已经忘了它正是“洋冒进”留下的苦果。当然，这也进一步加剧了上海与其它地区的发展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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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 
     如果说“大跃进”的后果已经弥补的话，那么，“洋冒进”的影响将长期地持续下去。当邓小平在一九八一年主持通过《关于建国以来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责毛泽东“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时似乎忘了，他所犯同样的错误还没来得及纠正。 
     中国自一八四零年以来，山河残破，国无宁日。只有在共产党革命胜利后，中国才真正有了江山一统和发展经济的良好内部环境。对 
     于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一代人来说，希望国家尽快强大起来本是可以理解的，犯一些拔苗助长的错误也不应给予过多的指责。毕竟他们也是 
     出于良好的心愿，而非个人英雄主义作祟，换了别人也很可能犯类似的错误。总结历史的目的应在吸取教训，而非指责先贤。更不应以双 
     重标准，贬毛以扬邓。 
     邓小平的改革实际上是将毛泽东时代基于计划的人本经济转化为新时代的市场经济，将重工业优先的产业政策转向轻工业优先、出口 
     导向和进口替代并重的政策。这种转化本身并不存在进步或倒退的问题，只是选择适合当时社会环境的经济发展道路。邓小平的对外开放 
     也是将毛泽东时代没条件开放下的闭关自守，转化为外部条件许可情况下的打开国门。将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称之为一场革命，是不客 
     观的，也有违历史的辩证法。 
     毛泽东的经济也并非完美无缺，它是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但不应因此来否定毛的经济成就，进而证明邓改革的合理 
     性。正如莫里斯·迈斯纳所说：“毛泽东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 
     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 
     命，与邓小平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 
     计划生育与农民 
     将计划生育与农民放在一起讨论，概因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归根到底是农民问题。即使在五十年代，大多数城市家庭的孩子数量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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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两个。在讨论经济问题时，没有太多涉及农业，比较毛、邓对农业的贡献不能回避计划生育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毛泽东无视马寅初的《人口论》，不搞计划生育，导致今日沉重的人口负担。海内外人士在批评毛泽东的这一错误上，始终保持着惊 
     人的一致。 
     《人口论》无疑是真理。但真理转化为科学的实践并非无条件的。首先是现实的需要及该需要的迫切程度；其次是可行性，即操作的 
     难易程度。如果现实迫切需要，操作有难度但非不可操作，或现实有需要但不迫切，而操作容易。这两种情况下，虽有争议，但真理具备 
     转化为实践的条件。但如果现实需要不迫切，且操作极其困难，再完善的理论也失去了实践动力。毛泽东时代搞计划生育，即属于后一类 
     情况。 
     首先，在五，六十年代，没有控制人口的紧迫性。解放初期，人是中国的唯一资源，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人本经济的建设中，人的 
     因素被发挥的淋漓尽致。在广大农村地区的自然经济状态下，养一个孩子的负担并不比养一头小猪重多少。因此，没有立即控制人口增长 
     的迫切需要。 
     在“文革”期间，村庄墙壁上写着“计划生育，利国利民”的大标语。它除了让我们这些上学的孩子们练习这几个汉字外，并没有任何的 
     用处。邓小平主政后极力推动计划生育，加大宣传力度，但在农村收效甚微。对广大农民来讲，他们的晚年除了依赖子女外别无选择。如 
     果说城市年迈父母只需子女生活上的照顾，退休金能大幅度减轻对子女经济上的依赖，那么农村子女则将承受照顾生活和经济上的双重负 
     担。“一胎化”对农民是极不公正的。 
     面对农村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困难和人口快速增长的严酷现实，各级政府面临了来自上级的巨大压力。自八三年起在中国广大农村掀 
     起了异常疯狂的计划生育风暴，对中国农民的生活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一影响被社会学家完全忽略。 
     这场风暴是以高额罚款、拘留等为手段，对付超生的农民。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刚尝到甜头，高额的计划生育罚款又将其全部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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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就拿作者家乡说，多生一个孩子被罚三、四千元(人民币，下同)，约相当于当时一个家庭年收入的二到三倍，单一个三百人的小村庄 
     一年的罚款额就高达四，五万元，连续多年保持这一水平。对大多数付不起的家庭，除要求来年补足外，还被牵走羊、猪等家禽，拿走农 
     具等。每到检查计划生育季节，小村庄就陷入一片恐慌。老人们讲“ 当年国民党还乡团也没这样坏过”。由于罚款额由基层干部确定，罚款 
     也无收据，而国家政策中也无此项规定，所有罚款全部被贪污。如果说价格双轨制开启了城市特权阶层大肆劫掠社会财富大门的话，农村 
     干部的大面积鲸吞农民财富则始于计划生育罚款。好不夸张地说，农村年轻夫妻如生第二胎，就必须为基层干部家白干三年活。中国的农 
     民是最易知足，也最通情达理的群体，即使在他们被罚得苦不堪言时，您听他们怎么说：“计划生育不管也不行，看咱村上的田地快被房 
     子占完了，以后没地种还吃什么”。如果邓小平能象毛泽东那样善于做思想工作，并将罚款用于公益事业，农民的抵触情绪也不会那么强 
     烈。计划生育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关系的破坏也不会那么巨大。 
     在毛泽东时代，不要说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种种强制手段被广泛应用，即使在北京郊区发生几起这样的事件也足以让毛泽东对 
     整个计划生育政策喊停。毛泽东那一代领袖们对农民的感情太深了，亏欠农民的也太多了。他们很清楚，是农民的巨大牺牲铺就了革命成 
     功的道路。当农民终于盼来了解放，成了土地的主人时，却因多生个孩子而被他们为之牺牲的政权牵走牲畜，罚得倾家荡产；毛泽东无论 
     如何也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他宁愿选择和人民一起挨饿。 
     如果当时实行每对夫妇只生两个的话，将面临一个残酷的问题，那就是谁还愿让自己的孩子去当兵。这对处于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 
     的中国来说，是不可能不予考虑的。征兵问题将很快成为中国的一头疼问题。未来的中国会有打大仗的经济实力，但支撑大规模战争的社 
     会基础将变的异常脆弱。 
     很显然，在毛泽东时代，人口控制在实践上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可行。 
     即使毛泽东当时强制推行人口控制(允许生二胎)，考虑边远地区的隐性超生，今日的中国人口也将不少于九亿，难道说人口问题就解 
     决了吗？ 
     计划生育罚款开阔了基层干部的胃口，在计划生育罚款开始不久，农村乱收费的浪潮又起，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性收费就高达三十多 
     项。名目繁多的收费已使“干部进村”和“鬼子进村”具有同样的含义。农民集体砸坏乡镇政府、赶走干部、乃至干部吓得不敢回家的事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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