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和历史的概念：一个实验性的跨文化对话(1)
作者：弗朗索瓦·阿赫托戈, 赵汀阳

欧盟正在主持编辑一本实验性的跨文化学术字典，欧盟驻华大使郁白先生为项目负责人，人类学家阿兰·乐比雄（Alain Le Pichon）、语言学家廷卡·莱希曼（Tinka Reichmann）、社会学家黄平、哲学家赵汀阳为联合主编。这本《跨文化误解字典》主要包括欧洲和中国思想中一些容易引起误读的基本概念。方法论是，对基本概念进行个性化的专业深度解读，相当于短论文，并非一般字典的语文解释。结构是，每个概念都有欧洲学者的论文+中国学者的论文+互读后补充评论。本文包括弗朗索瓦·阿赫托戈（Fran?ois Hartog）和赵汀阳关于时间与历史概念的一组解读，是为该字典准备的初稿，与字典的最终版本有些出入。在这里发表也是征求批评之意。阿赫托戈是法国当下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提出了“历史性的制式”理论。这里的短论文为首发。双方作品原文均为英文，阿赫托戈的文本及双方的补充评论由贾祯祯译为中文，赵汀阳的文本由王惠民译为中文。

西方的“时间”

［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戈

 尽管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难以捉摸的事情，但不同的人类团体——无论他们身处何方，以何种身份——都从未放弃寻找理解它的方式，甚至想将其规驯。圣奥古斯丁（354-430）常为人引用而至今著名的沉思，最终达到了取代对时间进行反思的结果，就是说，他免除了“到底何为时间”的疑问。他说，对于时间，谁能给出简洁的解释呢？谁能用语言阐释它，或用思想捕捉它呢？我们的言说唤起的是什么？又是什么比时间更令人熟悉和为人所知？……什么是时间？如果无人问我，我尚且知道；如果有人问我，我便不知了。那么，该如何来阐释时间所构成“绝境”（aporia）？这里的“绝境”即为字面意义：无路可通。理解时间的一个常见方式是设定关于生命有限的人类之短暂时间经验的对立面，而达到关于至上者、不朽者、神圣者的永恒不灭的时间观念。众多宗教、神话学、宇宙论便建立在这一思想裂隙之上。

 因此，希腊神话中存在一个置于宇宙起源之初的原始时间之神克罗诺斯（Chronos），这是奥尔甫斯（Orphic）神谱中的情况。“时间”因而被神圣化为一个“不会老去”的事物，不灭不朽。作为一条统一与永恒的原则，它表现为对与之相反的人类时间的彻底否定。人类时间是变化的，它消失、湮灭并导向死亡。对于阿那克西曼德——一个公元前6世纪米利都学派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来说，克罗诺斯并未被神化，但是存在一个与正义相关的“时间秩序”。他写道，事物依据必然性代代毁灭，依时间秩序公正对待彼此并修复不公。时间与正义不同，但它即使不是某种媒介，也至少是使正义展示自身并使不公被修复之物。这里我们能够把握到作为判断的时间周期的第一个开始。这一设定中有关时间与正义的关系，将为许多世纪之后，“历史”作为世界法庭观念之可能作出贡献。即使在阿那克西曼德与黑格尔之间，也有着一整个基督教时间的组织结构，并在最后的审判中达到顶峰。

 此外在希腊，克罗诺斯仍是一个混乱之所或显露误解之处。一方面克罗诺斯（Chronos），作为时间，他的词源未知；另一方面，克罗诺斯（Kronos），作为一个神话人物，他是乌拉诺斯和盖亚的儿子，并以阉割其父亲（应其母之明确要求）而闻名。他因此获得权力，与瑞亚结婚，并自此开始小心谨慎地吞食其刚出生的孩子，以免反过来被其中一个废黜。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剩余部分，宙斯最终让他经历他留给其父亲的相同命运，并因此而成为众神与人的主人。我们身处最高权威的神话语域，这一语域与时间无关或仅消极相关，因为吞下自己的孩子是中断它的最好方式。然而，时间克罗诺斯与神话人物克罗诺斯之间的混淆仍然发生了。作为一般时间的克罗诺斯，持久地被视为那个吞食或掠夺的人，以土星的面貌吞没他的孩子或以时间老人的形象手持镰刀。

 希腊人又对时间进行了一次趋向行动的非常重要的划分。是的，他们把时间分为时间克罗诺斯（Chronos）与卡伊洛斯（Kairos），前者为一般时间，指流逝的与可被度量的季节之类；后者为意想不到的时间，包含可被把握的时机、利好时刻和决定性瞬间。知晓如何明智调动克罗诺斯与卡伊洛斯是成功行动的保证。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差别，此差别并非本体论的，而只是质性的不同。从一般印象上说，卡伊洛斯是转瞬即逝并非人人可以察觉的机会窗口，否则拿破仑便不会赢得奥斯特里茨战役！在第一组区分之外，希腊人又添加了第二组区分，这一组范围更为有限，由卡伊洛斯（Kairos）与克里斯（Krisis）组成，希波克拉底医学派尤其精于此道。首先，克里斯指判断。从该概念在疾病上的应用来说，这意味着指明病程朝向好或坏的改变时刻，它取决于医生知道如何定义“最关键的日子”，同时知道何时是对其进行干预的利好时机。在卡伊洛斯与克里斯之间，存在着语义的近似。

 如今这三个概念从希腊世界传到了《圣经》被译为希腊语的世界。如我们所知，《圣经》是三大启示宗教即“经书宗教”（亦称“亚伯拉罕宗教”）的基体。显而易见，如果没有犹太先知和《启示录》，便不会有《新约》和基督教时代。同样，如果没有这些经书以及公元7世纪生活在阿拉伯地区的犹太教、基督教及多神教的崇拜团体，便不会有伊斯兰时代和《古兰经》。

 为了只遵循基督教时间，《新约》的作者们为了自身目的接受了这三个概念，并加以修改。如果时间克罗诺斯保留了普通时间的观念，克里斯则通过命名最后的审判或主的日子、通过被指定为卡伊洛斯，而被给予了更强烈的意义。在犹太教的《启示录》中，在将正义与邪恶永远分开的审判之前，是《启示录》中的末日动乱。第一批基督徒，一个小的犹太末日教派，以弥撒亚已经到来之故，继承了这一体系并深刻地改变了它。时间克罗诺斯没有改变，克里斯也没有改变——最终序列确实是天启、审判与时间的终结——但卡伊洛斯变成了核心概念。事实上，卡伊洛斯被指为道成肉身的时刻。基督是这一时刻，甚至是卡伊洛斯本身。他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事件，那个切进一般时间并将其彻底变成一个新的时间的事件。时间转变为以基督为中心的时间，并愈演愈烈直至基督成为世界时间的核心。这一进程的结果便是，克罗诺斯即一般时间，被挤压在了道成肉身与近于审判的两大边界之间。在两者之间，只有当下，没有真实的历史。因为如果一切尚未完成，一切便已然完成。因此有必要被转变、被觉醒，为即将到来的末日做好准备。伴随这三个观念的崭新序列而来的，是一个历史性的基督统治的具体成形，它可被定义为一种末日的现世主义。道成肉身开启了时间的终结，奥古斯丁认为它开启了世界的暮年并等待着时间与世界的终点。这个令人恐惧却期待的终点，只有上帝知道其具体时刻，所有的猜测都须被禁止。然而，猜测从未停止，教会也从未停止对其加以谴责和严厉镇压。

 在不同人类社群所使用的时间与历法的巨大多样性中找到定向，第一步便是建立共时性——这一战斗是与另一战斗同时进行的，这位君主与另一君主同时在位，等等。这是第一批希腊编年史学家与历史学家的任务。因此，通过确定奥林匹克胜者的名单，他们建立起一个共享的时间度量工具，每个城邦都可将自身置于其中。这是泛希腊的，不是任何人的财产。基督徒需要做的工作更多。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同步性的问题，还是同步化的问题。对他们而言，基督占据着过去、未来所有时间之同步协调者的伟大地位。道成肉身之后，一个彻底不同的新时间得以开启，它的使命在于通知所有其他人，无论他们在哪，无论他们是谁，都须被通知。并且，这一时间必须持续至恰在末世动乱之后的最终审判日。这便是为世界历史所设置的那两个限制。

 在公元2-10世纪之间，这一新的时间观念逐渐征服了罗马西部，包括之前继承它的一些王国和部分欧洲大陆，从公元16世纪开始，它继续殖民到世界其他各处。那些传教士，无论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是基督的使徒，但同时也是这一时间结构的使徒。通过传播基督，他们带来真正的时间真理。依据基督教时间，人必须真正理解一种被祈祷和日课所强调的日常纪律和一种历法（首先是礼拜仪式的），同时也须真正理解一种普遍的年表与历史神学。转变世界即为时间的终结而工作。

 在这一简短的西方时间观念谱系中，我们必须为一项影响深远的技术发明腾出空间——这就是14世纪的机械时钟。想要精确地知晓时间本是不自然的，但事实是15世纪的城市和修道院皆配备了时钟。对布洛赫（Marc Bloch）来说，度量时间的进步构成了一种真正的文化革命。那么，这是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所想的从“教会时间”过渡到“商人时间”的阶段吗？未必，因为教会这次并未拒绝使用时钟节拍来分割并计数日夜。比如在中国，尽管经过利玛窦努力，机械时钟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好奇，但它仍被视为一种“复杂的怪物”。17世纪一本中国的小册子写道：“彼之钟表远逊吾人漏壶，钟表难制，易显乖差，岂不糜费？”小时的概念对于工作的组织尚不重要，遑论分钟。

 接下来便是关于克罗诺斯即一般时间如何逐渐逃离它的两个守卫者——卡伊洛斯与克里斯，即道成肉身之时与审判之时——而获得自主权，并随着现代时间观念扩张其版图至整个西方世界及其之外的方式问题了。我在这里只保留两个特性。如果克罗诺斯逃离了卡伊洛斯与克里斯，它们并不会因此而消失，反而可以说它们能够在时间克罗诺斯的控制与为之服务下持存。事实上，现代派用它们来思考时间的断裂，从革命开始，他们发展出一整套对于危机的分析，时至今日仍然相关。此外，18世纪末，现代时间观念中确实遗留了《圣经》年表的桎梏。传统的六千年时间已经站不住脚了：地球的过去必须以数百万年计，未来则朝向无限前景而展开。这样的时间尺度只会削弱道成肉身与大审判的两大里程碑，在保留其神学意义的同时，它们在其长期统治的一般时间领域失去了它们的地位。然而对于所有那些有点“开明”的人来说，它们离开了历史进入了寓言。从那时起，现代历史政权具备了成功的可能性。1793年，法国的革命者致力于建立纯粹的共和党的新时代与新历法。如我们所知，革命失败了，但历法保留了下来。

 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几十年间，人们对时间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时间克罗诺斯试图扩展它的帝国。由此，1884年华盛顿特区会议最终导向了这一决议：人们决定使用格林威治子午线作为建立统一世界时（GMT）的基准子午线，并将地球划分为24个时区。这项筹备已久的、进展缓慢的、引起抵抗的行动，由美国、加拿大与英国发挥主导作用。因为被孤立，法国最终只得放弃“他们的”巴黎子午线。格林威治子午线成为了时间的同步协调者。此后每个国家都可以建立自己的时间，每个自己的时间同时也是所有人共同的时间。理论上任何一条子午线都可以作为基准，但恰巧格林威治子午线、那个穿过当时统治帝国势力中心的子午线被选中了。换言之，这个统一的、平均的时间从根本上说是西方的，甚至英美的时间，即便它是以其“实用性”与“现代性”为名义进行推广的。

 同年，历法改革方面也进行了很多工作。欧洲、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成立了很多项目。20世纪20年代，年轻的国际联盟接手了这一议题，并希望朝着一个标准化的“世界历法”体系迈进。它将伴随和促进贸易与当下全球化进程，还将成为世界和平的工具。西方世界之外，有一部分精英阶层同样支持这种进化论式的目标。圣雄甘地支持这项改革，就像他希望“为所有国家创造统一货币并向所有人补充如世界语这样的统一语言”一样。然而最终这项历法改革并未像时间改革一样施行。为何如此呢？因为我们并非只是或主要是以一般时间的形式使用历法，而是以一般时间和宗教时间的混合形式使用历法。事实上，我们看到了宗教当局的奋起反抗，梵蒂冈甚至拒绝对其进行讨论。三大经书宗教建立起统一战线。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或将变成“游牧的”日子——面对这种反对意见，各种政府都放弃了。待希特勒掌权，战争已近在咫尺，也就无人再讨论这个话题。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资本主义与这种统一的历法形式是互相适应的。

 如其本身专横跋扈，时间克罗诺斯在19-20世纪进程中，并未摆脱危机以及多少有些严厉的质疑：在某些时刻，未来摇摆不定，但它并未沉沦，甚至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直到未来失去动力之前，都设法恢复并证明自身仍是某种威胁的承载者，现代派（暂时）给这个新的时间经验一个命名。

时间的来历

赵汀阳

 我曾经谈到过（参见赵汀阳），时间的概念有其两面：对变化现象的经验，还有因此推想的那种贯穿于一切变化中不可见也不可逆的过程。

 年、月、日是外在时间的纪年，而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意识内在时间的纪年。过去已不存在而未来尚未存在，都只是意识内部的意象。年、月、日用于记事，却对时间本质无所说明；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时间意识的自我解释，只是解释了意识自身而同样无法解释时间本身。

 中国没有关于纯粹内在时间的理论，原因可能是中国哲学对时间的兴趣主要在历史性上，即兴趣所在是具有人文意义的变化而不是无意义的流失。对于人来说，时间的流失并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导致生活状态的变化才是问题所在，正是变化造就了存亡兴衰的历史和未来。如果时间不是表现为历史性和未来性，就只是无意义的存在状态。

 以人为事件为标志的历史时间的一对概念：古与今。甲骨文的“古”字形为图片，上部原型是立表测影以正位定时，表达了中心与四方；下部为口，口言之事皆为前事。两者结合，其意是口言四方值得铭记的事件或自古建立的规章制度，所谓古也。甲骨文“今”字为图片，象征王者发号施令的铜铃。颁布新法令的时刻就是“今”，意指从今往后必当如此。可见，今的意义不仅是此时，更是以“作”开来的时刻。能够称为“今”的创制必定意味着一种生活或制度的开始，因此，“今”是蕴含未来性的当代性（contemporariness）而不是意识的当下性（present-ness）。未来是被当代性所蕴含的变数，所以历史时间里没有尚未存在的未来。按照古今的历史时态，如果一种生活至今尚未发生重大改变，没有新作，在历史性上就仍然属于“古”，尽管在时间上是现在时；而如果一种古老制度或精神历经社会变化而常新，就在当下的“今”中保持着那时的“今”而始终具有当代性。

 历史时态取决于文明创作的事件，所以创作成为理解历史时间的关键概念。在存在论上，“作”创作了未来就是化时间性为历史性，使本来只有物理时间的存在具有了历史时间，这是为时间重新立法。与“过去-现在-未来”三分法的自然意识不同，“古-今”二分法表达的是关于时间的历史秩序，所以不包括未来——未来尚未到场。过去是个知识论问题，而未来是知识无法解释的存在论问题，是一个关于变在（becoming）而非关于存在的问题。“作”使均匀时序变成起伏时刻，在此，时间的意义就是历史。中国哲学对无历史的存在缺乏兴趣，因此中国的形而上学与历史哲学是一致的。

西方的“历史”：第一选择

［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戈

 为勾勒一个比较的框架，我将把这个简短的介绍集中在我所提出的关于历史和历史书写的第一选择上。在西方文化中，古希腊常被视为诸多事物起源的沃土。希罗多德不是被称为“历史之父”吗？即使我们知道历史及其书写并非源于希腊，而是始自更为遥远和古老的东方。（cf.Hartog,1988;2005,pp.21-42）

 按：因为中国最早的历史文本并不署名，无人知晓中国的历史之父是谁。但孔子被发现是中国最早期历史文本的第一位编辑者，因此我们代以称之为历史的“第一编辑”。

 在埃及人文化中，连续性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他们的皇室名单能够回溯至公元前4000年末。埃及人以在木制和象牙制的碑牌上雕刻象形文字开始，随后，他们编写在莎草纸上的集册就是第一部编年史的来源。这些编年集册记载着历任国王的显赫事迹（或至少是当时被认为重要的事）。然而，或许埃及文明最为显著的特征在于其土著性（希腊概念）。只要他们回顾历史，埃及人只能看到他们自己和众神，此外并无他人。众所周知，他们的纪念碑有一些独特：他们并未表达出对过去的兴趣，而是展示出对永恒的渴望，一种对物质或石化的渴望。而这与古希腊史诗及其对“不朽荣耀”（cf.Assmann,S.169-174)的赞颂形成鲜明对比。

 按：中国的历史概念设定了一个全世界的视角，这得益于他们“普天之下”的哲学观，但由于其他区域被视为不甚清晰的“在海之中”，实际上其历史也仅限于本土的经验和知识。因此古代中国历史很少讲述遥远地域的故事，但仍有一部名为《山海经》（约公元前2世纪）的早期人类学作品展示了中国人的世界图景。这部作品认为世界当中有一块辽阔的陆地，它长14000公里，宽13000公里，陆地四方被大海所环绕，四海之外，还有未知的八荒之地一直延伸至世界的尽头。这无疑是一种想象，但有趣的是，对这块陆地大小的描述竟与欧亚大陆的面积相接近。第二个区别在于，中国的历史观念并非基于永恒而是建立在不确定的变化之上，这或许是因为中国哲学并不相信任何完美之物，而这暗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退步观点。

 在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3000年末的阿卡德君主政治是第一个将国家统一于其权力之下，并招募抄书吏书写其历史以证明其权力合法性的政治团体。这种历史编纂是皇家的历史（只有国王创造历史），是纪念碑式的历史（使其在巨大碑文中彰显自身），同时也是专有的历史（掌握在知识分子阶层、精于书写之人之手）。（cf.Glassner)同样在东方，古希伯来人的圣书总是从根本上被认为是历史。然而，尽管《圣经》自始至终充斥着对纪念的要求，但它其实从未展示出对于历史的任何兴趣。对它来说首要的威胁是忘却先祖的经历和对真理的信仰。以色列“接受了成为祭祀王朝与神圣国度的命令，没有任何地方显示它将成为一个史学家的国家”。（Yerushalmi,p.10）

 按：这与中国的情况类似，然而中国人将祖先经历视为最好的参照，但并非总是真理。

 那么我们应当把希腊人置于何处呢？这些人从未被神启造访，亦不知纪念的必要与义务。这些居住在东方国度边境上的狭小定居地的人们，难道不是努力将自己充作“先来”的“后到”者吗？但不得不说的是，他们其实从未声称自己是历史编纂领域的第一人——希罗多德从未向大众宣布他是历史的第一位创造者。他们确实是后到的人。因为相对近期的（公元前8世纪间）仅存或重新发现的书写采用的是叙利亚-腓尼基人的字母表。他们又过了大概三个世纪左右的时间，才开始书写他们自己的历史。然而希腊世界既不知道文本是一种启示，也不知道书写是专家阶层的专门领域（迈锡尼王国同样如此）。

 从认识论意义上说，希腊人一直在知识的形式上赋予看超越于听的特权。看，亲眼看以及知，都是一回事。从本体论意义上说，他们在世界中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不证自明的。在，在那，看以及知，对希腊人来说是一体的。（cf.Brague,p.28;Clay,pp.12-13)

 按：这一点最为有趣。有一些证据显示中国传统是将听置于看之上。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另一些证据则相反。《易传》曰：“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占卜与历史

 让我们暂时回到公元前2000年末的美索不达米亚。无须在这个方法简单因而无可置疑的首个伟大皇家历史编纂模式上停顿，我想简要关注的是某种可能将占卜与历史连接在一起的交流。在那里，占卜在决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占卜者是如何工作的？他们积累、分类神谕，制作清单、汇编实例，并创建了真正的图书馆。（cf.Bottero,pp.70-86）占卜者为一种穷尽性（收集所有案例）的理想所指导，并一直在寻求先例。他们工作的方式与法官相似，换句话说，占卜在成为有关未来的科学之前，首先是关于过去的科学。

 按：现在更有趣的问题出现了，这竟与中国从占卜到历史的传统如此相似。

 我们在叙利亚古城马里发现了一系列可追溯至公元前2000年初的神谕，以至现代研究者们称之为“历史的神谕”。为什么是历史的？因为它并未采用占卜的典型形式：“如果动物（牺牲，如羊）的肝脏是这样，那么国王（未来）将要以同样的方式夺取城池。”相反，这些神谕以如此方式表述：“如果动物的肝脏是这样，那么国王已经以同样的方式（一个非常精准的方式）夺取了城池。”这一由将来发展为完成时态的段落着实令人惊讶，而想到这些被提及的事件被（现代人）认为已经真实发生，便更是如此。这便是一些叙利亚学家欲将这些神谕看作美索不达米亚史学开端的缘由——先是占卜，而后历史（如果忽略掉神谕关于肝脏的前半部分的话）。（cf.Glassner,pp.26-28）一些汉学家对中国史学（从占卜到历史）也持同样的观点。(cf.Vandermeersch,pp.103-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