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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不是通过《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的,而是通过《明荷议和》割让给荷兰的

送交者: 窗口1[★★声望品衔10★★] 于 2022-08-07 12:13 已读 422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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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芬美:1624年,荷兰人为什么来台湾?
2014年09月18日15:32  新浪历史   收藏本文     

    1624年是台湾历史上很关键的一年,这一年,荷兰人来到台湾岛,开始长达38的统治。多数人以为是荷兰人积极主动地占领台湾,其实他们原本计划进占澳门、澎湖列岛,没能成功之后,才不得不选择来到台湾岛。

荷兰殖民者统治台湾

来源:本文摘自骆芬美《被误解的台湾史》台湾时报出版公司,2013年。


作者:骆芬美



1624年是台湾历史上很关键的一年,这一年,荷兰人来到台湾岛,开始长达38年的统治。多数人以为是荷兰人积极主动地占领台湾,其实他们原本计划进占澳门、澎湖列岛,没能成功之后,才不得不选择来到台湾岛。





这要从荷兰人在欧洲崛起说起:信奉基督教的荷兰本来受西班牙天主教高压统治,1581年脱离西班牙,但和西班牙持续战争,直到1648年,才算正式独立,亦即荷兰人占领台湾时,荷兰仍未正式独立。





荷兰人很早开始利用风车作为伐木的动力,使用北欧的硬木建造船只。16世纪时,荷兰已是欧洲贸易发达的地区之一。





16世纪末,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取代德国的汉堡,成为亚洲香料、胡椒及蔗糖在北欧的集散中心,加上阿姆斯特丹包容不同宗教信仰,因此吸引了大批犹太人及其资本,而成为金融、信贷中心,奠定其日后集资组成船队的基础。到17世纪时,荷兰的船队已远征世界各国做生意。





那时,欧洲国家由贫穷通往富裕的钥匙,就是拥有香料、胡椒、蔗糖、丝绸、瓷器等亚洲货品。本来荷兰为了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各群岛)的香料,总共成立了20多家公司,但各家公司之间削价竞争,压缩了获利空间。





当时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与葡萄牙,与信仰基督教的荷兰处于敌对状态。为了与西、葡抗衡,荷兰“国家会议”同意联合这20多家公司,1602年以股份有限公司形态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垄断东印度地区的香料货源,通过香料贸易,荷兰的财富不断累积,因而进入富裕国家之林。





同样为了香料生意,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的两年前,英国就已成立了“英国东印度公司”。





东印度究竟是指哪里?15世纪末,哥伦布到达美洲加勒比海,以为到了印度;几年后,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Vasco da Gama)到了真正的印度,仍将错就错地称加勒比海地区为“西印度”,而把印度及其以东地区称为“东印度”。后来随着欧洲人逐渐了解亚洲,已改称为“东亚”或“远东”。





17世纪时,欧洲市场大量需求中国的生丝和瓷器,贸易获利很可观,荷兰人想尽办法要和中国建立联系管道。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前的1601年,荷兰人范聂克(Jacob van Neck)率领两艘船抵达澳门,中国政府派驻澳门的“税使”李道虽然召他进城住了一个月,但是仍不允许荷兰人来中国通商,加上葡萄牙人从中作梗,范聂克只好率船离去。


 

荷兰东印度公司绘制的台湾图片




三年后,荷兰东印度公司为打开对中国的贸易之路,派遣司令官韦麻郎(Wybrandt van Waerwijck)率领15艘舰队,从马来西亚半岛上的一个土邦出发,计划先到澳门,再转往澎湖,没想到航行一个多月后遇到台风,被迫停在澎湖。





更早到达中国的葡萄牙人百般阻挠荷兰人,他们花大钱、派人散布谣言,使得韦麻郎无法和福建官员当面协商,当年底就被迫离开澎湖;但韦麻郎在澎湖期间,即已聘请中国水手导航,沿着中国海岸、在岛屿间航行,并一一记录航线及绘制地图,且开始探勘大员(今台南安平),但没有发现良港。





韦麻郎被迫离开澎湖8年后的1612年,高等商务员科恩(Jan Pieterszoon Coen)率领两艘船抵达万丹(Banten,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最西端的贸易重镇)后,继续前往雅加达,后来科恩成为荷兰在万丹与雅加达的商馆馆长。





科恩具有旺盛企图心和战略宏图,他向董事会提出一份要将整个东印度地区纳入荷兰统治的新蓝图。到印度尼西亚7年后,他被升任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将雅加达定名为“巴达维亚”,作为公司在亚洲的总部。对于荷兰人来到中国台湾,他任内的决策颇具关键性作用。





为了要开发巴达维亚,科恩从非洲东岸、印度半岛与锡兰(今斯里兰卡)运来了大量奴工;但是他更属意中国劳力,认为“没有人能比中国人更好地为我们服务”。一方面是因需要劳力,另一方面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一再要求他打开对中国的贸易,而要获得中国生丝,最理想的地点就是与广东省接壤的澳门,于是他决定占领澳门。





为了对付占领澳门的葡萄牙人与马尼拉的西班牙人。科恩和英国合作,各派5艘船,以日本平户为基地,在台湾海峡与菲律宾之间巡行,以阻止西、葡的船只前往日本贸易,也阻挡中国船只前往马尼拉经商。





于是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主张在中国台湾设立基地,以便突破荷兰和英国的海上阻拦,和中国进行贸易。





科恩得到消息后,为了避免让西班牙人在对中国贸易上先驰得点,很快命令雷尔生(Cornelis Reijersen)组成舰队,攻占澳门或澎湖列岛,并先到台湾寻找良港。





雷尔生按照科恩的计划,进攻澳门失败后,就直接驶往澎湖马公,并占领澎湖;同时找了一名熟悉大员情况的渔民当向导,实地勘察后却发现港口不适合大船进入,只好放弃在台湾寻求良港。虽然荷兰人这次没有在台湾停留,却间接影响了日后留在台湾的决定。





福建巡抚商周祚听到荷兰人占领澎湖,立即要求他们撤出,建议荷兰人改道台湾淡水,还愿意提供引航人员,但雷尔生仍表示要固守澎湖。


当时荷兰人比较台湾岛和澎湖列岛,觉得除了澎湖的港口更适合让船货转运或停泊的因素之外,对于由巴达维亚、暹罗(今泰国)出航往来台湾与日本的荷兰海船来说,澎湖更是重要的中继站;再者,澎湖列岛距离中国大陆较近,可以阻截马尼拉的西班牙人、澳门的葡萄牙人与中国大陆、日本间往来的商船。就商业据点的选择而言,荷兰人认为台湾岛不如澎湖列岛理想。





于是,雷尔生开始在澎湖风柜尾筑城作为根据地。以荷兰人当时对澎湖地理位置的认识,却选择了海风非常强劲的风柜尾,这至今仍令人疑惑,因为风柜尾虽然地势可以扼守出入马公湾的船只,却不适合大船避风与货物装卸。可能荷兰人真正属意的还是到中国大陆沿海找寻通商据点,澎湖只是短暂停留之处;而且在商言商,荷兰人采取不卷入当地社会的立场,另一岸的妈祖庙附近为汉人居住、中国官员活动之处,因此据守风柜尾应是不得已而做出的选择。





荷兰的城堡建筑得很“克难”,巴达维亚命令不要盖得太大,以免造成公司财务负担;而且巴达维亚对供应砖石、石灰等建材,态度非常消极,因此大部分建材都是就地取材,通过挖掘现场土石堆成,再用草皮黏固。虽然有些部分是敲凿山上的岩石而成,但整体结构仍相当脆弱;加上澎湖多风雨,城墙经常倒塌,不断填土、用木板固定,仍然无济于事。这座位于风柜尾的“红毛城”可以说相当简陋。





澎湖除了渔产之外,没有生产制造日用品,荷兰人只好在厦门附近海岸寻找补给和贸易机会,甚至抢劫中国大陆的船只或登陆后打劫村庄。





雷尔生到澎湖,毕竟不是来打家劫舍的,于是到福州见巡抚商周祚希望进行贸易,商周祚却要求荷兰人先离开澎湖,才能与中国大陆进行贸易;雷尔生表示没有权力决定撤离澎湖,更要求中国船只不可以到马尼拉与西班牙人贸易。最后双方约定,由中国派人到巴达维亚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交涉,但是谈判还没开始,福建、澎湖已经开打了。





新任福建巡抚南居益一上任就下令沿海实施戒严,要赶走荷兰人。此时,荷兰由法兰斯尊(Christian Franszoon)率领5艘船来到澎湖增援,并占领福建漳州河,不让中国帆船前往马尼拉,南居益设计将法兰斯尊的舰队引到厦门鼓浪屿,邀他上岸签订协议,半夜却以火船攻击荷兰船,杀死8个荷兰人,法兰斯尊等人被押到北京处死。





接着南居益发动第二次进军,雷尔生仍不愿撤出澎湖;第三次进军时,便以火炮包围荷兰人。雷尔生只好请示巴达维亚要求撤出澎湖,并多次请辞,荷兰东印度公司于是派宋克(Martinus Sonck)前来接替,宋克到达澎湖时,明朝官兵很快从4 000人增加到1万人,船只由150艘增为200;荷兰官兵不到1 000人,其中有100多人是少年。宋克要求进行和平谈判,但是明军已准备兵分三路进攻荷军,眼看一场战争即将爆发,这时,关键性人物李旦神奇地出现了……





李旦是当时最大的贸易走私业者,抵达澎湖后,先和荷兰人商定谈判条件,再与福建总兵俞咨皋谈判,他提出“荷兰人从澎湖列岛撤走,但福建当局应该允许荷兰人到台湾岛贸易”的意见。福建官员很快同意了这个方案,和荷兰签订《明荷议和》,内容是荷兰退出澎湖列岛后,可以占领台湾岛,明朝官方没有异议;荷兰人可以到中国大陆通商,中国大陆商船也可以到中国台湾、爪哇与荷兰人交易。





这个戏剧性转折看似达成了荷兰人与明朝政府的正式协议,其实根本没有经过明朝政府的认可,而是福建地方官员为了尽快让荷兰人离开澎湖,找李旦说服荷兰人到台湾,因此有人将李旦称为“左右台湾命运的商业巨子”。


 

明清时期荷兰人在台湾




为什么李旦一出面斡旋,整个局势就快速地改变?





李旦是泉州人,洋名为Andrea Dittis,是住在日本平户的大海商,他在欧洲世界的知名度比在华人世界更高。西方人称李旦为“中国甲必丹”,是船长、司令官或首领的意思,他也算是日本侨界的领袖。





李旦与荷兰人早在日本就建立了商务关系,在中国台湾、福建和日本的三角贸易中,也是一方之霸。之前福建总兵俞咨皋即曾通过李旦的影响力,不让日本商人与中国海商到澎湖和荷兰人做生意,使荷兰人孤立无援;这次更通过李旦让荷兰人撤出澎湖到台湾去。现在回头看,荷兰人占领台湾,福建地方官应负起直接责任。





李旦介入谈判时,向荷兰人分析情势,建议荷兰人据守台南安平港,因为鸡笼和淡水不是优良的船舶停靠地,且附近番人很凶恶,虽然有金矿,但中国人不会说出金矿的产地。他的话影响荷兰人选择到中国台湾南部,也是中国台湾历史从南向北发展的原因。





李旦之所以积极协调,力促荷兰人放弃澎湖,带有私人利益的考量。他属于漳泉海商,菲律宾是其主要贸易地区,荷兰人占据澎湖之后,坚持“不准中国商船到马尼拉”条款,使他在中国台湾、福建与日本的三角贸易受到影响,若能让荷兰人放弃这个条件,最大受益者正是李旦等海商。后来荷兰人来到台湾,甚至完全要依赖李旦的中介,才能取得中国大陆的生丝。





民间海商竟然可以介入国家重大事务,可见明朝地方官商勾结情况之严重。但也正因如此巨大的商业利益,官商之间才积极合力地促成荷兰人在中国台湾落脚!荷兰人与中国台湾的关系竟在这种前提下联结,如今看来不免令人心生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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