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十四子解读（2）墨翟

墨翟的生卒年不详。从《墨子》来看，他似乎曾经居住在鲁国，后来又搬到了齐国，但是不明确当时的鲁国、齐国处在哪位国君的时代。可以确定的是，墨翟与楚献惠王（前488年～前432年在位）有交集。

楚献惠王时代，楚国从破楚入郢（前506年）的沉重打击中逐渐恢复过来，先后灭陈（前478年）、灭蔡（前447年）、灭杞（前445年）。同时，楚国东方的越国灭亡了一度称霸的吴国（前473年），但它却没有能力完全统治吴国江淮流域的广袤领土，楚献惠王趁机向东扩张。《墨子》记载，最初楚国与越国在长江水战，楚国时常败北。后来鲁国巧匠公输般来到楚国，为其改造战船，增添了名为钩强的设备，楚船机动性大增，击败了越国。公输般由此留在楚国，因他来自鲁国，被称作鲁般。

在楚国，公输般又建造了一种名为云梯的攻城兵器，准备用于进攻宋国。墨翟听闻此事，自齐国（一说鲁国）出发，兼程十昼夜，抵达了楚国都城郢，劝说楚国罢兵。在楚献惠王面前，墨翟和公输般进行了一场攻城模拟战。二人将腰带围作城墙，以牒（小型书简）作为攻守的器械。公输般模拟了所有兵器的攻城方法，墨翟一一化解，似乎还游刃有余。墨翟宣称，其弟子三百人已根据这套守城之法在宋国等待楚军的来临。最终，楚献惠王取消了攻宋的计划，公输般和墨翟不打不相识，也结下了深厚友谊。

另一个与墨翟有交集的人是楚国贵族鲁阳文子（《墨子》中作鲁阳文君），《墨子》中有多段二人间的对话，但关于鲁阳文子，也只能从《国语》得知他是楚献惠王封于鲁阳的贵族，并没有太多其他的信息。此外，墨翟与公输般也另有两段对话。据此推测，墨翟可能在楚国逗留过一段时间。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墨翟曾任宋国大夫。《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引用西汉梁孝王门客邹阳的狱中书，说宋君听了子罕的建议而囚禁墨翟，虽未说明具体时间，但此时墨翟应在宋国。

墨翟早年曾学习儒术，因不赞同儒家的观点，才选择自己另立门户。此后他经常与儒者辩论，巧言善辩闻名天下。《韩非子》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

墨翟的弟子众多，他会直接安排弟子到各国政府或者政要家中工作，《墨子》中提到的有宋国、卫国和齐国，他也会派弟子到各国君主面前游说，目的都是为了宣扬自己的理论。

二、墨翟总结的社会规律：天志尚同

什么是科学？依据现象，建立理论（又可分为基本假设和推论），寻求证实，这就是科学。墨翟对社会科学有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之为“三表”，证明一个社会规律需要核实的三种表现：古代有没有记载、当代有没有发生、施政能不能得到反馈。通过对这三种表现的观察，墨翟总结出了天志尚同的社会规律。

“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墨翟和孔丘的思想有一定继承性，义同样是指利益分配制度。分配制度明确，社会秩序就稳定。墨翟认为，社会总是倾向于建立制度，这种趋势被称为天志。

“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义也。”天下人总是希望天下的利益一致。如果天下间的利益不一致，“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千人千义”，利益相互矛盾，那么冲突就无法避免，“是以厚者有斗，而薄者有争”。墨翟认为，社会总是引领制度朝着利害一致的方向发展，这种趋势被称为尚同。

共和行政（前841年）是中国历史的标志性事件、中国正史纪年的开端。而共和行政的起因——国人暴动，就是由国君与民争利引起的。周厉王是西周朝第十代天子，他在位时重用了荣夷公为大臣。这位荣夷公擅长的就是“专利”，也就是把利益都集中到国家财政，大幅剥夺国民的日常收入。国民怨声载道，厉王又派卫国巫师集团加以监视，有怨言的就杀掉。最终，国君暴行导致国人暴动，周厉王流亡国外，由大臣代行国政，史称“共和行政”。（共和行政的具体细节尚有争议，此处不论。）直到周厉王死后，政权才交还王室。

国人暴动是比较早期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间的矛盾冲突，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阶级矛盾不断地在变化，每种阶级矛盾最终都会消亡，社会总是会设法消除内部的利益冲突，这就是墨翟的天志尚同，或者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墨翟尚同定律。

墨翟的天志尚同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孔丘的观念中，解决利益分配问题，仅仅依靠制度是不够的，还需要依赖制度外的判断力——仁。尽管孔丘希望用礼制来覆盖仁，但他显然对制度不够自信，他的礼制本身也不具有很高的强制性，在推广过程中仍然很依赖个人判断，所以孔丘一遍又一遍地强调仁。而墨翟则明确了，分配制度是会不断完善的，依赖个人判断的部分会越来越少。所以，尽管二人都谈仁义，但孔丘更多谈论仁，墨翟更多谈论义。

三、墨翟的执政纲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子》：“义，利也。”墨翟相信社会引导着利益分配制度向利害一致的方向发展，而他本人在构建政治制度时，也尽量遵循着利害一致的原则，以保证制度的稳定性，所以与孔丘不同，他的政策均以利益为核心。墨翟的执政纲领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翟虽然比孔丘更注重制度建设，但在制度之外，他依然推崇着所谓兼爱的思想。在列举自己的十大思想时，兼爱名列其中。墨翟的“兼相爱”其表现形式是“交相利”，也就是人民互相帮助。互相帮助，利益就一致，就能实现尚同。然而，这种互相帮助不是同时互利双赢，而是如墨翟所引用的古诗所说一般，“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先无私奉献，然后将希望寄托在对方未来的回报上。奉献对回报不具有约束力。这种提倡奉献精神的兼爱思想后来遭到了杨朱的批判。

墨翟的兴利除害和兼爱对应着孔丘的礼和仁。但孔丘讲究“文质彬彬”，礼和仁难分轻重，墨翟则以制度为手段、以利益为核心，最终希望达到同利同害的尚同境界，其政策的重心在兴利除害，兼爱只是一个口号，并没有具体的政策来实行。

四、墨翟的经济政策：去无用之费

在墨翟的思想中，隐含着机会成本的概念。他将各项消费支出进行比较，同等支出前提下，对生产力推动比较小的，就被归类为“无用之费”。这无用之费，是墨翟兴利除害政策中所认定的国家大害，必须取缔。建筑装饰、服装佩饰、大型乐器的生产、乐队的演奏、珍禽异兽的捕猎，都占用了大量劳动力和物质资源，必须取缔。频繁的战争占用大量男子、国君的宫室占用大量女子，影响了劳动力的增殖，必须取缔，同时鼓励早生早育。儒家所提倡的三年丧期，占用太多时间成本，必须取缔，改为三日丧期。当时流行厚葬，为了办葬礼，平民百姓也要倾家荡产，必须取缔，改为薄葬。墨翟说过，我不是不知道音乐、美食的好处，但其好处仅此而已，如果同样的人力物力去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国家和人民获利会多得多。无用之费，并不是真的毫无效用，而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可以说，墨翟已经摸到了经济学的边界。

以上，就是《墨子》中《节用》、《节葬》、《非乐》的主要内容。尽管这三篇的篇幅不短，但墨翟的思想高度统一，总结下来就是一句话：“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

墨翟拿来开刀的主要是些娱乐行业，在生产力低下的当时，这些行业占比太高，阻碍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而且其消费者主要集中于少数贵族，对整个社会贡献很小。部分上层贵族的收入水平或许能支撑其较高的消费水平，但是从整个国家层面来说，这些娱乐性项目的效用不如将同样资源投入到第一、第二产业。同时，这些高消费行业的发达也在刺激贵族去剥削平民，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墨翟希望通过政策上削减贵族的娱乐性消费，来减少贵族对平民的剥削。

墨翟也注意到，贵族和平民的阶层固化是导致收入不平衡的因素。他提出，没有永远的贵族，“人无幼长贵贱”，社会阶层是可以流动的，这就是之后会谈到的墨翟的人才选拔机制。

有人说，墨翟太功利，只注重物质文明，不注重精神文明。也有人说，墨翟太短视，只注重眼前利益，不注重远期利益。

说墨翟太功利的，多数是因为墨翟的非乐，他们认为墨翟忽视了文化产业的力量。然而，当时的音乐是文化产业吗？《墨子》中说，王公大臣为了造乐器，“将必厚措敛乎万民”，这是奢侈品产业吧？现在的歌手、舞蹈家去唱首歌、跳支舞，全世界都能看到，还能无限循环。当时呢？《墨子》中说，齐康公喜欢的舞蹈需要一万人同时跳，一万人跳舞，观赏者只有齐康公一人而已。《墨子》中多次引用诗歌、古文，证明墨家并不是没有文化的流派。

说墨翟太短视的，多数是因为《墨子》中他与公输般的一段对话。公输般发明了一种木鹊，可以在天上飞三天不落地，向墨翟炫耀。墨翟却说，你的木鹊之巧不如车辖。看上去，墨翟贬低了飞行技术啊，阻碍了人类文明的步伐啊。等等，车辖是什么？车辖是一种将车轮固定在轴上的装置。正是因为车辖的存在，车轮才不至于脱落，墨翟将它作为车辆承重的标志。所以“辖”后来衍生出了管理的意思。再看看我们现在的飞机，飞机有没有车轮？也有，只不过那叫机轮，飞机固然会飞，但它同样依赖于机轮实现起飞、降落。墨翟称赞车辖之巧，说“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这句话用来称赞机轮也是可以的，小小的机轮要承担飞机降落数百吨的冲击。所以，墨翟短视吗？

五、墨翟的人才选拔机制

墨翟曾列举自己游说诸国的十大思想，分别是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非攻。其中，尚贤名列第一。墨翟的“尚贤”与孔丘的“举贤才”大不相同。孔丘的人才选拔标准是德行，而墨翟的人才选拔标准是——利益，他的一切思想都以利益为核心。在墨翟的定义中，能对大家有利的就是善，对大家不利的就是不善，或者叫暴。

判断是否对大家有利的依据是什么？是人民自己。墨翟认为，人才应由地方逐级推举，人民推举给里长、里长推举给乡长、乡长推举给国君。从人民的角度来说，一定会推举最可能对自己有利的人。

那么问题就来了，人民的判断就一定准确吗？群众的眼睛一定是雪亮的吗？墨翟没有说。后来另一位思想家慎到帮他说了，即使人民推荐的这个人最终证明对他们是不利的，但因为是他们自己推荐的，也不会来怨政府。

除了推荐以外，人民还可以举报，举报那些对他们不利的人，然后由政府施予惩罚。

在地方上推荐或者举报之后，政府该如何奖励和惩罚？墨翟称，对善人要“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善人，也就是为大家带来利益的人，要同时享有财富、地位、名誉。而对于暴人，也就是损害大家利益的人，自然就要剥夺他的财富、地位、名誉。墨翟称以上的整个过程为赏善罚暴。这种赏罚是无差别的，“不辩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墨翟希望通过这种推荐和举报的机制，打破阶级壁垒，弱化阶级矛盾。

里长是人民选拔出来的，里长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乡长是里长选拔出来的，那么乡长的利益也和里长的利益是一致的，进而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下一步呢？国君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一致吗？理论上来说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国君就应该换人。可是这句话一说，各国的国君当然不能同意，墨翟的理论就不可能在各国传播了。于是，尽管人民有推荐和举报的权力，但只是扮演一个观察者的角色，又叫做“耳目”，任免权仍在上级机关。你可以推荐善人、贤人，但是具体的任免，还是国君说了算。既然如此，谁来任免国君呢？墨翟说，天来任免。天子之所以称为天子，就是由天任命的，代表天志，只能由天来任免。天要撤免一个国君，就会显现天志，而天志往往表现为各种自然灾害。这就使墨翟的理论带上了迷信色彩，是一个重大的缺陷。但是它保证了国君的权力，除了天，没有人能任免国君，而除了国君之外的其他贵族和平民，都是可以流动的。在战国时代，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都是拿贵族开刀。可见，这种流动是时代的需要，这也使墨翟思想在战国大行其道。

墨翟的流动机制，实际上是把土地和职务从贵族的财产，变成了其收入来源。看上去贵族仍然拥有自己封地的所有权，但国君可以随时因其工作不力而剥夺其封地。贵族的土地和在政府中的职务也无法由下一代贵族继承，丧失了财产所应具备的继承权。

继承，是所有阶级矛盾的起因之一。

生产要素可以分为资本、劳动力和没有归属权的公共要素。劳动力本来也可以算作资本，但是奴隶制瓦解以后，劳动力只归属于本人，没人能拥有复数的劳动力（原本奴隶主可以），所以劳动力有其特殊性，被单列了出来。因为劳动力的所有权非常分散，远不如资本的所有权集中，所以在生产关系建立的过程中，劳动力的所有者往往居于弱势的一方。少数情况下，如果一个团队拥有很高的凝聚力，或者已经选出了代表团队利益的领袖，那么劳动力也可以做到利益分配的谈判桌上。又或者，在这一生产关系中恰好其他要素的所有权更为分散，那么劳动力的所有者也可能占优。

自古及今，生产关系的本质从来没有变过，那就是产品所有制。生产所得的产品，最后必然会成为某一项生产要素提供者的所有物，而其他生产要素的提供者，则根据契约关系获得约定的收入。这些没有产品所有权的要素提供者，被称为无产阶级，他们的收入是根据自身提供的要素量和该要素的市场价格决定的。而产品的所有者，他们的收入与自身提供的生产要素价格无关，产品的收入减去其他要素支出，就是他们的收入。以企业的股东为例，他们的收入与资本的市场价格无关，部分股东可能还参与企业的经营，但是他们的总收入也与管理市场的价格无关，他们是整个企业的所有者，收入仅仅取决于整个企业的“业绩”。这些产品的所有者被称为资产阶级。劳动力的所有者也可能成为资产阶级，比如说，他的场所、设备、启动资金都是租借来的，但是因为劳动力所有权太过分散，这种形势不容易做大。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我们称之为剥削关系。因为资产阶级的收入与无产阶级相抵触，二者存在天然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多数时候是资产阶级比较强势，因为他可以解除与无产阶级的契约关系，在谈判上居于主动，但也有例外，比如集体所有制企业，股东比经营者更分散，股东的利益就有可能被经营者窃取，再比如房东，虽然只收固定的租金，是无产阶级，但是所有权集中，没了房子没法生产，所以也能占据主导地位。

一个优秀的资本家，懂得尽量调和剥削关系，尽量不被扣上“与民争利”的帽子。但是产品所有制这种制度有一个最大的缺陷是无法调和的，那就是前文所说的继承。拥有产品的所有权，产品也就成了资产阶级的个人财产，个人财产是可以继承的。一个优秀的资本家，他的继承者不一定还是个优秀的资本家，继承者的继承者就可能是一个愚蠢的资本家。而生为产品的所有者，再愚蠢的资本家都可以左右生产。只要产品所有制还存在，经营权和收益权的分离就是不可能的。君主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最大的原因就是继承的弊端。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生产关系不改变，墨翟的尚同就不会真正实现。然而，墨翟无力改变这种关系，即使到了现在，尽管人类做了无数尝试，这种关系依然普遍存在。墨翟所能做的，就只是把原本身为资产阶级的贵族也变成给国君打工的无产阶级，这样，似乎能少一些愚蠢的资本家，多一些聪明的工人。

六、墨翟的国防思想：非攻

墨翟反对侵略战，他认为战争对世界人民是不利的。所以他提倡非攻，反对互相攻伐。非攻不同于兼爱，它不只是一个口号。墨翟的理论均以利益为核心，而他阻止战争的办法，就是提升国防，让侵略者无利可图。《孙子兵法》说：“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理想的战争就应该是伤亡很小，迅速制伏敌人，胜者得利，败者也认为没有继续作战的必要，不如投降。以防御为主的军事建设，提高了攻城略地的成本，侵略成本太高，超过了所能获得的利益，战争也就不会那么频繁。

另一方面，墨翟注重在军事中运用技术手段。《墨子》中介绍过几种大型武器，其中最著名的是连弩车，一台连弩车需要十人操纵，单发六十枚弩箭，大弩箭可迅速回收、循环发射，堪称冷兵器时代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武器越先进，人力在军事力量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小，战争的伤亡也会减少。

二战后的世界，除了国防的威慑力以外，贸易也是带来和平的一大因素。贸易关系让战争的成本更高，获利更少。这一点在《墨子》中没有提及。

七、墨翟思想的宗教色彩和迷信色彩

墨翟思想有一个很大的缺陷，那就是其中的迷信成分。在讨论迷信之前，我先简述一下，墨翟的宗教思想。

（一）墨翟思想的宗教色彩

墨翟的思想有其宗教性，满足宗教的三要素：偶像崇拜、仪式和教义。

（1）三个信仰阶层：天志、鬼神、人

墨翟认为天是有意志的，鬼神也是存在的。在《墨子》的《非攻》、《天志》、《非命》中，均以“上帝、山川、鬼神”代表所有的神明，《明鬼》中更是直接说“古之今之为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为鬼者”。无论是上帝、山水神明还是人死后变成的鬼，都是鬼神一类，也可以叫做天鬼、山鬼、水鬼、人鬼。鬼神是一种夹在天与人之间的阶级，鬼神之上，还有天志。天与鬼神不同，没有拟人化的形态，但天也有自己的意志。《天志》篇说三代圣王禹、汤、文、武“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表达了天、鬼、人三阶层的思想。墨翟的尊天、事鬼、爱人，在对待天、鬼、人的态度上也有所不同，对天是尊敬，对鬼则是供奉，对人是关爱。

（2）天、鬼、人的关系

天与人的关系：天没有拟人化的形态，并不像鬼神一样需要贡品，但天有其意志。 “天欲义而恶不义”，天希望世间能建立秩序。墨翟说，自古及今，秩序完善则社会安定，秩序破败则社会混乱，这是天的意志带来的影响。天子虽然是人民选出来的，但他继承了天的意志，是天的代言人，最终目的是统一天下的秩序，以此满足天的意志，这是尚同的最高境界。

鬼神与人的关系：墨翟认为鬼神是需要饮食的，它们的饮食来源于人的祭祀。鬼神并不贪心，只要求谷物这一类简单的祭品，即使祭品多了也不会有更多的好处。但任何可能导致祭祀停止的行为，都是对鬼神不利的行为，比如战争。一个家族灭亡了，那么这个家族先代的鬼就失去了饲主。不仅如此，天下的百姓都祭祀上帝，上帝对他们是一视同仁的，而战争就是减少了上帝的饲主，是对上帝利益的侵害。

鬼神与天、鬼神与鬼神的关系：墨翟认为鬼神比人类中的圣人还要明智得多。既然如此，鬼神自然也明白天志，鬼神之间应该是秩序井然的。

（3）教义：兼相爱、交相利

既要做到顺应天志，建立同利同害的统一秩序，又要满足所有鬼神的饮食需求，墨翟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兼相爱、交相利”，也就是人民之间的相亲相爱、互惠互利。墨翟认为，天对人同样是兼爱的。关于兼爱，之前在墨翟的执政纲领中已经提过，此处不再赘述。

（4）简单节约的宗教仪式

墨翟是崇尚节俭的人，对鬼神之事也一样，毕竟不节俭就不是兼相爱、交相利，就违逆天、鬼的意志了。正如他提倡节葬一样，祭祀时他也只要求“酒醴、粢盛”，也就是谷物以及谷物酿造的酒，至于牲畜则并无要求。墨翟认为，祭祀只是为了表达对鬼神敬意的一种仪式，无论祭品价值如何，都不能祈求更多的福泽。祭祀之后，作为祭品的酒食还有再利用的价值，“内者宗族，外者乡里，皆得如具饮食之”，最终还是大家一起把祭品吃掉。墨翟说，如果确实有鬼神，祭祀可以让大家已故的亲人得到饮食，利于鬼神；即使鬼神不存在，祭祀也可以“合欢聚众，取亲于乡里”，相当于大家搞个聚会，增进感情。（所以墨翟究竟信不信有鬼呢？）

（5）墨翟对超自然力量的理解：1%的因素

墨翟认同天志，也认同鬼神会赏善罚恶，但是他并不认为鬼神主宰一切。一次墨翟生了病，就有人问他，你说鬼神会赏善罚恶，你难道不善吗，为什么会生病呢？墨翟回答，人生病有多种原因，可能是寒暑变化，可能是疲劳，我只是避免了一百种原因中的一种罢了。墨翟认同自然规律，超自然力量与之相比只有1%的影响。而且墨翟认为，这1%属于人为可操控的力量，只要尊天、事鬼、爱人，比自然规律更容易掌握。

墨翟否定鬼神的主宰，同样也否定命运的主宰，他说，暴君、穷民不知兴利除害，以至于财力不足、国家覆灭，到头来却告诉别人这是命运的主宰，命运只不过是他们给自己找的借口罢了。所以墨翟称命运为“暴人之道”，只有暴人才会用的道理。《尚书》中有一篇《西伯戡黎》，说的就是商亡国之君帝辛（名受）作恶多端，在周国崛起将要取而代之时，不知悔改，乃称：“我生不有命在天？”认为是否亡国都是天命所定，与自己的行为无关。墨翟的非命思想可能就是源出于此。

以上，就是墨翟十大思想中的尊天、事鬼、非命、兼爱，它们共同构成了墨翟的宗教思想。

（二）墨翟思想的迷信色彩

墨翟有时候会忘记他的1%理论，将天罚具体化为雷、雪、雨、霜，有时又称拟人化的鬼神会降下惩罚，确实会误导后人走上迷信的道路。

在墨翟之后三百多年，西汉有个叫董仲舒的，虽然自称儒者，向汉武帝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但是孔丘“不语怪力乱神”，董仲舒却鼓吹天人感应，认为天子违背了天志，天就会出现各种“灾异”。

将自然灾害与天罚联系起来，古已有之，墨翟并不是第一个，却是董仲舒之前最有影响的一个。实际上，墨翟认为的天志是“义”，也就是秩序。真正的天罚并不是自然灾害，而是国家对自然灾害的应对不力，面对灾害，失去了秩序。治世并非没有自然灾害，国家却能存续，乱世一旦发生大灾害，国家就会灭亡。这才是天罚。

公元前780年，在西周朝的王畿（周王直辖地区）发生了中国正史纪年后第一次明确记载的大地震——三川震（又名岐山地震）。《国语》描述这次地震引发了“三川竭，岐山崩”。三川是指汇入关中盆地的泾、渭、洛三条河流，渭河是黄河最大支流，泾河和北洛河则是渭河的两大支流。岐山以南的周原是周族的发祥地。虽然不知道当时具体的伤亡情况，单从岐山崩塌、三川枯竭来看，这是一次相当严重的自然灾害。河流枯竭很可能是上游阻塞引起，或许还会造成次生灾害。《诗经》有一首《十月之交》，其中的一段据说是描写此次地震：“百川沸腾，山冢碎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当时有个叫伯阳父的人，据此预言周朝将要灭亡。他的依据有两条：其一，社会秩序的混乱才会导致自然秩序的混乱，本次地震正说明了社会秩序已极度混乱；其二，河流枯竭会导致土地贫瘠，人民收入减少，继而国家走向灭亡。他还举了夏朝和商朝的例子，“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夏、商二朝均因河流枯竭而灭亡。伯阳父的第一条论点带有明显的迷信色彩。唐朝学者柳宗元（773年～819年）在他的《非国语·三川震》中批评了伯阳父这种迷信思想。柳宗元认为，自然秩序不是社会秩序所能改变的，这次地震就是自然发生的地震，与社会是否混乱无关；而如果认为是人民收入减少导致了国家灭亡，那和其他因此灭亡的案例也并无区别，不能据此认为地震是导致国家灭亡的征兆。

墨翟思想的迷信色彩还让那些想要颠覆政权的人有机可乘。

公元前211年，在秦帝国的东郡，落下了一颗陨石，最早发现它的人偷偷在陨石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七个大字。秦始皇获知，立即派人彻查此事，审问后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刻过字。于是，始皇杀死了陨石旁的所有居民。但对于已经在外流传的“始皇帝死而地分”这句话，却也无可奈何了。明年，秦始皇去世。后年，战国群雄纷纷复国。秦帝国的迅速覆灭，一方面是因为秦始皇的暴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原六国贵族的蠢蠢欲动，绝不是一颗陨石所能左右的。但是有人利用了这颗陨石，利用了比国家权力更高一个层级的天的权力。任何体系，一旦掺杂了迷信，在最高权力之上还有未知的权力，对整个体系来说都是很危险的。

西汉朝建立的时候，汉高帝曾经考察过秦地的信仰，发现秦人供奉的神有四帝，分别是白帝、青帝、黄帝、赤帝。汉高帝为了自高身份，自称黑帝，将四帝祠增设为五帝祠。公元前176年，丞相灌婴去世，汉文帝任命张苍为丞相。张苍是开国功臣，师从战国后期思想家荀况，精通乐律、历法，以其命名的著作被《汉书·艺文志》归入阴阳家大类。《史记》说：“汉家言律历者，本之张苍。”张苍就是汉朝律历的祖师。当时有一套与律历捆绑起来的迷信思想，叫五德说，也就是后世五行说的雏形，可能就是张苍发明的。他认为汉朝代表了水德，对应黑色。这正迎合了当年汉高帝自称黑帝的说法。公元前165年，有个叫公孙臣的人上书汉文帝，声称汉朝应为土德，对应黄色。文帝把这事交给张苍，张苍认为公孙臣胡说八道，驳回。第二年，在成纪县真的出现了黄龙。汉文帝立公孙臣为博士，土德的事得到了汉朝官方的认可。其实，张苍和汉文帝都明白，什么水德、土德，都是狗屁不通，文帝只是借这个事件警告张苍。一切原由都要从汉文帝的即位说起。

在汉文帝即位之前，西汉朝发生了一场著名的政变——诸吕之乱（前180年）。诸吕之乱的前因后果过于复杂，此间不再赘述。总之，在公元前180年，以太尉周勃为首的开国功臣集体宣布，当时的汉帝、梁王、淮阳王、恒山王都不是已故汉惠帝（前194年～前188年在位）的亲生儿子，不久便将他们全部杀死。接着，功臣集团在汉高帝的子孙中选择了代王刘恒，拥立他为帝，是为汉文帝。文帝是高帝的庶子、惠帝的庶弟，即使在庶子中，也不是最年长的，所以他对继承的合法性缺乏自信，加上生性谨慎，身处帝位，时常惴惴不安。文帝初即位时，周勃任右丞相，陈平任左丞相。一个月后，周勃害怕被猜忌，辞职了，陈平成为唯一的丞相。一年后，陈平去世，周勃又被文帝拉出来继任。但只过了十个月，文帝又找借口撤了周勃，由灌婴继任。一年后，灌婴去世，张苍继任。这个张苍不得了，一做就是十几年。当时拥立文帝的开国功臣中，周勃、陈平、灌婴、张苍均为首脑。另外三人在这丞相的位子上不能超过两年，张苍因特别长寿，相传接任时已八十高龄，去世时年过百岁。这样的一个曾经参与过皇帝废立的开国功臣，长期掌握很高的政治权力，令文帝感到不安。于是，张苍犯错了，错在了由他创始的汉朝律历中那一抹迷信色彩。黄龙真的出现了吗？皇帝说它出现了，它就是出现了。经历了这件事，张苍感受到了文帝的警告，此后经常称病称老，终于辞官回家。

无论是至高权力的秦始皇，还是学术泰斗的张苍，只因他们的体系中有那些不可控的力量存在，最后都被他人利用，祸及自身。迷信，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