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是最强大的“致愚教”（四）
七、“辩证思维”流行造成的民族灾难
如上所述，所谓“辩证法”主要是两方面的内容：１）“绝对真理”，亦即不含任何信息 、毫无意义的废话。２）诡辩，亦即违反同一律，对所用概念故意不加界定，使它们变得灵活到不可捉摸，随便怎么理解都行，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随地任意改变概念的内涵，以此证明自己一贯正确，永远正确。
很明显，推广这套东西，势必彻底摧毁受教育者的思维能力。前面已经说过，人类要正确思考，就必须遵循一套规则，这就是形式逻辑。不遵守这套“交通规则”，头脑中的各种模糊概念就只会纷至沓来，杂乱无章，永远也理不出个脉络来，也就不可能形成井井有条的思想体系。
这说的是积极意义上的创建，消极意义又何尝不如此？逻辑证伪不但是数学的唯一证伪标准，也是哲学和其他无法用实证证伪的学科的唯一证伪标准，而且还是自然科学理论的第一道证伪标准。前文已经说过，如果一种科学理论连逻辑自洽都做不到，那它就连提都无法提出来。人类的假定是支配客观世界的客观规律和人类思维所用的规则一致，离开这套规则，根本也就无法构建出大众认可的理论来。
逻辑思维决不限于思想家或科学家建立理论体系，对我辈庸人也同样重要。从积极的意义而言，自觉使用逻辑思维能“倍增”人的原始天资，使得你比具有相同智商的人“聪明”得多。福尔摩斯之所以能侦破别人破不了的案，全靠他把逻辑推理应用得炉火纯青。这在所有的行业其实都一样，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例如史学研究、考古研究等等）使用的全是这一套。爱因斯坦本人就说过，科学家侦破客观世界奥秘，和大侦探侦破案件的过程并无不同。
从消极的意义来说，养成了自觉使用逻辑思维的习惯，能让你及时发现自己思维中的破绽，不至于如高手马悲鸣、林思云、樊弓等人一样，大无畏大无谓大无伪地在天下面前爆笑出丑。同理，逻辑思维习惯能使你具有起码的辨伪能力，无论听到什么谣传都能在瞬间内初步判断其可靠性，此所谓“谣言止于智者”。看书时更能有独立批判能力，不至于让人轻易洗脑。
这是从个体来说，从群体来看更是如此。思想交流要有可能，就必须先“统一度量衡”，把彼此使用的概念规范化，这才能让对方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通过争论或讨论或者达成共识，或如柏拉图的对话录显示的那样，双方准确辩诘，暴露原先忽略了的思维错误，最后深化双方的认识。否则必是鸡同鸭讲，徒然浪费时间。从消极的意义来说，“度量衡”统一了，尺度标准是一个，你若想捣鬼改口也就没那么容易了。此所以西方的法律文书所用术语都界定得极度严密精确，就连个买房子的合同，都繁复到让人看得睡意如潮。
不幸的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居然谁也没想到这点。战国时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争相拍卖自己，贬斥对方，可一直是鸡同鸭讲的乱哄哄的骡马大会，各家自带“尺子”、“升斗”、“秤砣”，不但和别人的不一样，就连自己使用时也是弹性无穷，当真是一片乌烟瘴气。直到战国时代行将结束，才出了荀子韩非师徒，开始注意到这问题，可惜大一统马上又来了，中国人从此失去智力进一步发育的机会凡两千多年。
这当然不是说两千多年来中国就没人会逻辑思维。如上所述，逻辑本是人脑固有属性，本该是先天就有的。古代聪明人的问题，是他们从来不去研究思维本身的规律，所以只会不自觉地使用这套思维方式，却从来想不到把它总结出来向全民推广，甚至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因此，古籍中就只能偶见白乌鸦，其思维之严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却从未形成学术传统。
更奇怪的是，古人使用逻辑思维的领域很窄，多半用于政治军事权谋，在这方面可谓出类拔萃。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智多星”的战略筹划中，基本上找不到逻辑错误。其次就是用于分析人情世态。如我在旧作中指出的，李渔在《肉蒲团》中，以太监并不比常人健康长寿来证明“女色无害论”，用的其实就是逻辑学上的反证法（亦即归谬法），且与科研常用的控制对照实验原理暗合。更精彩的例子可从明代冯梦龙所著《情史》中找到。再其次就是用于学术考证，优秀范例是裴松之使用逻辑思维对史料进行严谨辨伪，这我也在旧作中介绍过了。反倒是越是所谓“思想家”，越发不会使用逻辑思维，以致中国古代根本没有什么可以称为体系的理论。自老子以下，除了荀子师徒等个别例外，所有的大家们都是“天马行空”、“法无定法”，逻辑错误一抓一大把。
中国人不善于抽象思维的传统何来，我已经在旧作中约略说过了：拥挤社会的紧迫需要对居民的思维方向作了“加权选择”，使得古代中国人的思维定向与古希腊人的完全不同，研究人际关系的学问成了最大的甚至唯一的学问，权谋术成了优选出来的强项，而与尘世无关的抽象思维能力便萎缩了。不但自然科学没能在中国诞生，就连数学和逻辑学也没能在中国诞生。古代中国人缺乏抽象思维能力到了这个地步：就连最重视的文科，也因为缺乏抽象思维能力受到严重影响。西学东渐前，中国人不但一直没有建立合理的文字注音系统，导致“音韵学”这种冗赘之学因愚蠢而产生，而且竟然连语言需要“法律”来规范这点都不曾意识到，以致中文成了最没有规范性的一种语言。海外有人说，中文只有好坏之差，没有对错之别。这话再准确地不过地指出了它只是一种艺术语言而非学术语言。
这和西方可完全是两回事，哪怕是首倡“辩证思维”的黑格尔，其著作中也找不到中国思想家们著作中那些耀眼夺目的逻辑错误。尽管他的理论颇有含混不清、模棱两可之处，但基本理论如“绝对精神发现自己”的“三部曲”还是一以贯之的，在历史、哲学、伦理等领域都根据同一思路用上了。相比之下，同样鼓吹“辩证法”（其实是相对主义）的战国诸子中最有才气的庄子，其主要学说本身就是个逻辑笑话：他的自由观本是抹煞世俗成败之别的，可他最爱讲的却是“小大之别”！如果说跨时代不便比较，那古希腊大家的著作也从未见过类似错误。
这就是海禁初开时中国的具体国情。很明显，要追赶西方，最大的问题还是人的素质问题，最大的现代化就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这素质当然是多方面的，包括道德素质（含人文修养，公民觉悟等等）与智力素质。可悲的是，没有多少人看到这问题。哪怕是智者也只看到了前者，没有看到国民智力素质的惊人低下，而这主要是中国缺乏逻辑思维的悠久传统造成的。在中共执政前，这缺了的重要一课一直没能补上。
等到大老粗痞子党上台，就给全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深重灾难。我党代表着中国传统最反动没落腐朽的那部分，其强力推行的邪教自然也就因符合中国国情民俗而获得强大生机，以雷霆万钧之势、排山倒海之力磅礴于五湖四海，而葆其美妙之青春。有趣的是，这图景又于今日再度重演──伴随着我党的“去痞子化”的，是代表着腐恶传统的法轮功的勃兴。这说明一个民族要摆脱传统是何等艰难，更证明黑格尔所谓“历史会学习自己，因而不会重演”的说道是何等可笑。
我党改造全民世界观的结果，是使得原来就没有逻辑思维传统的国民特别是49年后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基本失去了建立合理思维方式的可能，制造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弱智之邦。不仅如此，它更在伪知识分子们之中培育出一种无知无畏的大老粗轻狂气慨，使得他们不仅没发现自己缺了某个最重要的训练，反而动辄便以自己那高人一等的“辩证思维”，居高临下地傲视somehow逃脱我党摧残、建立了合理思维方式的少数幸运儿。
这结果，便是不但制造出漫山遍野的网上白吃，而且造出了一种西方绝对见不到的奇观：本来应该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理工科学人，却没有通过专业学习训练出普适的逻辑思维能力来，偏偏还要挟理自重，以他们擅长的所谓“理工思维”出来爆笑出丑，闹出来的智力笑话之匪夷所思，竟与赢得的如雷彩声难分轩轾。我不知道方今之世还有哪个民族，有着这种令人心碎的红色幽默。
为什么大老粗痞子党摧毁全民智力的“改造世界观”会如此成功？为什么所谓“高级思维方式”辩证法的底细竟然没有多少人看穿？我想，这原因是多重的。
首先是因为中国人在《四书五经》、《老子》、《庄子》的浆糊桶里打了足足两千多年的滚，传统思维方式就是模糊混乱思维。毛共辩证法那种典型的错乱思维深符国情民俗，当然要甚嚣尘上。
其次是儒家积极反智主义的影响。宋儒搞“百科等级制”，把学科分成贵贱殊途的“大学”、“小学”、“异端邪说”等三大部类，只有“修齐治平”的“大学”才是金光大道，掌握了便一通百通。这种“纲式思维定式”在毛时代得到了空前的发扬光大。辩证法作为官定意识形态，取代圣贤之道成为“万王之王”，完全符合咱们的传统。
第三则是我党猛批所谓“形而上学”，压制逻辑学教育，使得学生成了毫无选择可能的井底之蛙。如果不是50年代出版了点苏联的逻辑学教科书，我就绝对没有课外学习逻辑学的机遇。到后来，就连苏联出的书也成了“封资修黑货”。学生最好的前途当然也就只能是如同老前辈裴松之、冯梦龙、李渔那样，不自觉地运用天生的那点逻辑思维能力。可惜自觉使用与本能使用完全是两回事，天生的飞毛腿若不接受专业训练，就绝无可能把全部潜能发挥出来。
第四个原因乃是国人如同契诃夫小说中的那个“套中人”一样，酷爱“马吃燕麦，伏尔加河流入里海”一类永恒真理，一见到“世间万事万物都是不断运动变化，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偶然是必然的表现”之类废话，当然要如群兽乍闻《韶乐》，心花怒放，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舞毕再拜曰：“圣哉 ！”
下面针对我党制造的典型混乱拨乱反正。
１）“强调逻辑思维会使人堕入“形而上学”泥坑，诱导人们用静止、孤立、片面的眼光去看处于不断变化中的事物，并忽略事物之间的彼此影响。”
“世间万事万物都在不断运动变化，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乃是永恒真理，除了巴门尼德师徒外，从来没谁否认这条。但这不过是废话一句，根本就无法用在事物的考察研究之中。
我在旧作中讲过，人类只可能用静止、孤立、片面的眼光去逐个研究事物，这恰恰是人类的抽象能力所在。物理学的“质点”、“刚体”、数学的“点线面体”等概念，完全是人为捏造出来的，捏造的目的就是为了把问题简化到有研究的可能。类似地，化学里的纯净的单质、化合物等根本就不存在于天然世界。要研究它们，先得人为制造一个 “静止、孤立、片面”的条件，把要研究的物质和其他杂质分开，这就叫“提纯”。不完成这一步，研究物质的化学性质就是句空话──你怎么知道发现的性质不是杂质的？生物学也同样如此。例如细胞分裂，乃是典型的运动变化过程。要知道它是怎么进行的，就先得把活组织“孤立静止凝固”下来，弄死切成薄片（还不是立体的，乃是二维的图象），一片片去仔细研究各个阶段的变化，最后再从头到尾拼成完整的图象。
这就是逻辑学上所谓的“分析”与“综合”，它就是专门用来对付事物的变化运动、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例如上例中研究细胞分裂，先将那过程拆成一个个静止的画面，逐个研究明白，这就叫“分析”，最后再把全部画面组装起来，这就叫“综合”，经过这两个步骤，人们也才可能掌握在整个过程中细胞发生的运动变化。
这其实和研究世界跳高冠军成功诀窍是一个道理，如果你不用高速摄影机把全过程拍下来，把动作一个个分解开，再重新组合起来，光是在旁边傻傻地背诵“一切事物都在运动变化” 的辩证法口号，企图“高屋建瓴”地掌握全过程，那就永远无法明白人家成功的力学原理何在。
明乎此，也就不难明白为何逻辑学有所谓“同一律”，那道理完全是一样的。如果不在思维中把概念固定下来，让它的内涵外延始终不变，而是让它如同猪八戒变成的鲇鱼一样，在盘丝洞里的美女蜘蛛精们胯下钻来钻去，忽而是Ａ，忽而是Ｂ，忽而兼有ＡＢ，那你就根本不可能想明白任何问题，而这不幸恰是古代思想家们的通病。他们的著作时时可见智慧闪光，可惜游走的概念如同流沙，不可能变成理论大厦的基石。
因此，“静止固定”的逻辑思维方式，乃是人脑对付不断运动变化的外界的唯一利器。这和拍快照乃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不把曝光时间缩小，胶片上的运动物体就只能是一片模糊。大老粗文盲党连这常识都没有，这才会因为物体在运动中，就禁止人家用拍静止画面的方式去研究它。
其实我党才真正是“孤立片面静止思考问题”的行家里手。毛泽东的“两分法”应用于社会实践，便成了世上最机械、最死板、最僵化的黑白两分法。人性的善恶，竟然以其财产多寡定量划分，多财多恶，少财少恶，无财不恶，成了典型的“量变引起质变”。而且刻舟求剑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只要在1949年以前拥有田产若干，那就再无“改恶从善”可能，只能在人间地狱里煎熬。老邓复出后毅然结束了这由政府向人民犯下的长达30年的滔天大罪，竟会在工农大众中激起强烈不满，说明我党对人民心智的败坏到了何等地步。直到今天，黑白两分法还仍然是爱国愤青的强大思想武器，要软化那亿万个花岗岩脑袋，不知还需要多少年的努力。
最可笑的还是“抓纲治国”的“抓牛要抓牛鼻子”的隧道眼思维方式。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谁“孤立、片面、静止看问题”到了把钢锭当成金条，命令全民放下正当职业不干，如旧金山、阿拉斯加、南非的采金狂一般，日以继夜、如疯似狂地大战钢铁。这就是咱们那不得了、了不得的“高等思维方式”，就是“全面、运动、辩证地看问题”，就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就是“全国一盘棋”。论愚蠢的深度、广度与宏大规模，那倒确确实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足以让毛泽东和他的膜拜者们据此称雄世界，也足以让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在坟墓里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