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文革——续文革的经济基础（21） 
      
    资本与资金的共相——共产党（领导下的资金）必须指挥资本  
  我们重新认识“文革”，必然会出现两个“阶级”论者：
  一个是“改开派”，他们是“文革碎屑”论者，将“文革”说得一无是处，因为他们站在两个“陷阱”中，因为站在矮地儿，所以站得不高，看得不远。看问题片面化，教条化；
  一个是“文革派”，他们是“文革功德”论者，将“文革”说得锦上添花，他们可能也站在两个“陷阱”中，可是他们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作指导看待“文革”的，因此，他们站得高，看得远，他们更能摸着“文革”运动的脉搏。
  
  “改开派”们要么肤浅地、彻底否定“文革”，可能他们认为，批判“文革碎屑”是他们最能、最容易批判的；要么憧憬忧虑着“文革碎屑”会卷土重来。他们绝对否认“形象之内”（看得见的“实”）的“碎屑”，而看不到超越现实的“文革功德”的革命意义。
  而“文革派”则是在“否定之否定”“文革”，即透过现象看“文革”的本质，光扬“形象之外”（那看不见的“名”）的形而上的“文革功德”。
  由于“改开派”对实在的“文革碎屑”痛恨的理论肤浅，以及对资本的发展过程盲目信任，继而就更加否认共产主义（其实，在共产党的内部，有几许的人们相信共产主义？）的实现。
  说得谦卑点的话，我是“文革派”的一员，现在要思考的任务是，用中国的、和教员的哲学理论恢复教员发动“文革”的正确哲学思维，让“文革功德”不至于被“改开派”低级的思维所产生的迷雾遮掩住“文革”真理闪耀的光芒。这种思考，全是我个人对“文革”的初步认识。仅仅说是“初步认识”，因为“文革”是一场异常深邃的文化价值的革命运动，随着中国人对“文革”现在仍然尚未清晰的理论不解而外，即使是清晰地理论与实践所产生的矛盾，“文革派”们仍然是困惑不解。这只能说明，战争可以分高低与胜负，而一场伟大的革命就不能说“彻底否定”或者“发扬光大”纳闷简单。
  实事求是地说，“文革派”和“改开派”两派，都认为教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内圣外王”。所不同的是，“改开派”们的战略眼光短浅，没有看到教员“形象之外”的玄秘——资本与资金的实质是什么？他们的共相之间的间隙是怎样融合的？资金的核心是什么？资金是怎样运动的？
  研究这个玄秘，可以使我们进入到新的社会主义哲学的中心领域之中。
  
  上节说，“文革”是非战争性质的文明。我们仅仅说“文革”是非战争性质的文明，对于定义这个特别的“教员文明”的现实意义来说，仍然缺乏充分的说服力。没有战争的“文革”的文明，恰恰是应和了墨子“兼爱非攻”的核心，——“文革”是兼爱（共产主义理想）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方面，那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与社会主义社会的资金的共相问题，这是“教员文明”现实存在最基本的基础。
  要说明这个基础，我们可以参考古代百家之名家，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这是一个似非而“是”的问题。
  
  我们讨论“白马非马”，就涉及到“名”与“实”，柏拉图的“理念”或者“共相”观念了。
  是教员发动的“文革”，将儒家、墨家、名家和道家的哲学理论结合了起来，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形象之外”的理论，兼爱价值（共产主义理想）理论；将“白马”（资金）也是“马”（资本）之肯定了下来，给“共产党（资金）指挥资本”打下了理论基础。
  这一理论基础并非出自教员先验的空想，而是有托洛茨基的红军“政委制”（苏联解体后的1991年正式终结的），教员的“党指挥枪”制（它保证了军队对共产党的忠诚，对共产党的价值分配的鼎立支持）。
  “资本”是本然中的“价值”的外在形式，在自然中，源出自古希腊的自由经济模式，在中世纪后期和工业革命时期得到了更为明确和高速的发展。资本发展到今天，因为它的分配形式越来越异化的异化，即少数的精英们（各个殖民宗主国），靠着越来越先进的科技（金融和军事）现代化，“不劳而获”地分配（攫取）到了更加多的财富，而普通的民众（变相的各国的“奴隶”）却越来越贫困化，和更加依赖殖民宗主国（最典型的例子是印度等所谓的民主国家，甚至还有高雅“文明”的德国、日本、南韩和新加坡、台湾）。这，促使了中国共产党，为了拧正分配的扭曲，用“资金”（公有制）的分配形式，拟取代资本的分配现状。
  简单地问，“资本”是什么东西？很简单的回答，它（与资金）同是价值的外延，属阳性，是一种借助人群的爱就能在天地中正常和反常运动的、能表现价值的外在形式的主、客观实在，是反映形而上“时空价爱”的核心。 我想解释的是，这个核心，在本然中是公平的，但是在自然中，被圣经文化给异化了，从而使它可以剥削人甚至吃人了。
  按照中国哲学的原理，因为只有“公平”才能“无为”。无为并不是教育人们不作为，而是不要以多为胜，不要优胜劣汰，更加不要战争！“少”（平均或者“共产”）才是抓住和紧扣住了价值的本质或者要害。          
  “资本”的产生、分工与分配至再循环产生、分工与分配，在圣经文化中，它在圣经的独神论的指引下，其运动是唯我的、野蛮的、战争的、或是“文明”科学的、或者是虚伪博爱（所谓的普世价值）的，这种表现形式主要是“资本”（“马”）。
  当前，以原始金融为基础的“马”（金融和战争资本）在世界经济社会中肆意驰骋。
  “资金”又是什么东西？在价值的运动中，它的属性为阴，是总体思维与个体思维依据中华文化的道德观来决定人生价值的新生存在。“资金”的价值属性自老庄和墨子以来，就是以人的价值中心的（不是以价值的价值为中心）。在中国，即使是圣人，也必须“无为”（公平）地为人民服务。因此，“资金”在价值体系中是属于公有制的“白马”，被“马”认为是“非马”的“马”。
  但是，中国社会主义的“非马”（白马）仍然是马，因为她有着与马同样的“共相”，——谁不认为资金不可能变为资本，或者反过来一样地成为可能，她们一直在推动着价值世界在运动，特别是，
  当教员出现之后。
   
  当教员将用“党指挥枪”（用笔杆子）的理论获取了新中国之后，他要建立一个崭新的“党指挥资金（资本）”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运动体系。建立这个体系，是教员用中华文化和谐圣经文化对症下药的过程。在“文革”抵御资本渗透的特别时期，教员教导人民必须放弃不切合客观实际的“孔孟绥靖壮阳之道”的治国药方，利用滋阴养血和滋阴润燥的“老庄无为之道”和“墨子兼爱非攻之道”，将人民紧紧地团结在教员的周围，并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本对人民的剥削，和利用资金在和平时期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教员认为，只有“老庄无为之道”的“无为”，才能和谐资本，让资本心甘情愿地为人民服务；只有“墨子兼爱非攻之道”才能共产和谐独产，让价值为“道爱”而不是为“博爱”服务。
  在1927年建立红军之初，“三湾改编”中，教员极有前瞻性地提出了“党指挥枪”，那时的红军极为脆弱，生存极为不容易，因为，教员的“敌人”是蒋介石这个中国最大的、极为凶残的妄想让中国成为殖民地的殖民宗主国的买办，作为与教员对立“矛盾”，蒋与毛的价值战争是中国内部的经济矛盾；而“党指挥资金（资本）”就更加难上加难了！教员的“敌人”不仅仅在国内，如间接地代表着蒋介石利益的刘邓林等人（他们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而且还有在国外的，——那些早已对新中国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国家们的垄断集团们。
  
  人类的思维运动发展到教员阶段，宏观上说是中华文化的复兴的开始，已经可以和圣经文化在政经领域开展交流和博弈了。教员在红军时期就知道“价值”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可以从中国红军军旗上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后至教员时代，从基因里就是纯正的中华文化的基因。不像蒋家王朝，是圣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混血”。也因为教员中华思维基因的纯正，他就深刻地意识到，实现共产主义，就是资金与资本的斗争，就是“白马”与“马”的斗争。
  那么，教员发动“文革”，又何尝不是因为为资金与资本的斗争给蒋家王朝和国外垄断集团吹响发起意识形态的冲锋号？
  在“文革”中，教员的“士兵”们是爱教员、爱资金（“非马”）的人民；刘邓林的“士兵”们则是掉入“两大陷阱”的、有着“资本”（“马”）意识的“精英”。结局可想而知，这些“精英”能战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嘛？
  要彻底否定“文革”的皆是在“文革”期间被打倒的精英们和现在得到了邓小平阶级赏赐的“改开派”们。
  他们为什么要彻底否定“文革”，不是因为“文革”是文化革命，那样对于他们不会造成伤害；他们作为新生的资产阶级，“文革”是无产阶级对他们进行的是“温水煮青蛙”的经济革命，是他们的“资本”要“共产”的噩耗。
  只要“改开派”们站在两个“陷阱”中，他们就一定会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即，将来的社会会是圣经里所描绘的“伊甸园”。
  我想弱弱地试问一下书写《圣经》的“上帝”们，只要有上帝，并且是必须是独神的上帝，“伊甸园”能存在嘛？
  然后，我可以再问“文革派”和“改开派”，当“资本”“共产”化后，教员的社会主义能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嘛？
未完待续：
请看下一节：重新认识文革(13)——“文革”是对儒学（孔孟之道）的批判

贴主:沙河粉于2025_03_14 21:08:21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