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的晶片联盟计划存在着一个假设，高端芯片的供给在晶片联盟国家完成，并通过芯片法案的实施带动高端制造业回流美国。这种供给侧的拜登式的改革翻版试图通过这个组织上和资源上的保证，实现高端芯片市场供给一侧的内部循坏，以切断中国大陆从中低端向高端发展的通道。
虽然韩国方面仍在犹豫之中，是否参加美国主导的芯片联盟，因为这些国家必然关注中国大陆对此所作的反应以及在中国的市场如何可以保全，但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韩国最终会加入这个联盟，而其程度在于韩国产品对中国依赖程度多少以及中方反应的力度，
参与这个联盟从而实现对中国高端芯片发展之路的围堵，注定将受到中国的可能的反应所构成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可能是，这些国家的其他产品在中国的市场可能会受到影响，或者说中国可能采取的进口替代政策的影响。因此，这些国家必处于首鼠两端的地位。
即使这些国家形成紧密的条约性的联盟组织，并通过美国的芯片法案在美国制造高端芯片，那么高端芯片生产规模以及成本就必须加以考量。在试图建立高端芯片产业链并在芯片联盟国家之间内循环的话，就必须考虑芯片方案所拨的补贴是否在现有产量前提下，其额度能否有效的将成本降低到目前的市场价格水平，或者更低，同时保障投资能在相同的条件下获得相同的利润或者更多。
以行政的方式并以补贴的策略来建立供给侧的市场结构，注定是一场游戏开始，而以一场梦而结束。补贴的方式必然扭曲市场结构，并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这在美国是人人皆知的理论，短期之内会造成虚假的繁荣，因为有补贴导致的投资增加，但长期而言，当补贴不再，成本上升，投资利润为负的话，除了破产其实并无其他方案可循。美国高企的资源成本，以美元计量的投资，土地，人工，技术等等不变成本的始终存在，以及补贴的时效和有限性，使得降低成本的通道仅仅集中在规模效应的基础之上，但需求一方的变动或者偏好的变动，技术的进步等等并没有在合理的考虑之中。
即使高端芯片在美国生产这个想法实现，并实现了规模生产，成本降低并具备了市场竞争力，那么，其产品不会仅仅满足于在联盟内部之间流通，或者联盟内部组装最终的成品，中国作为成品的最大消费国家，对于这些芯片的需求存在着变数。价格是一个问题，而进口替代是另一个问题。除非高端芯片能成为某种垄断的产品，而芯片联盟成为垄断联盟，那么价格的决定方式将不完全取决于成本，芯片的需求存在着问题。而在完全垄断的情况下，垄断价格带来的高利润空间将在中国催生更多的投资，以打破这种芯片的垄断。
 
明显违背市场运作规律的行政措施和补贴，无法催生健康的供应市场，供应链的现有市场格局是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自然形成的，因此必然具备最大的市场效率。芯片联盟或者芯片法案可能会起作用于一时，但注定会昙花一现，如同特朗普所打的贸易战一样，不会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