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为秦奉献一生，且居功至伟，而最终却被车裂、灭族，是诬陷？是寡恩？这结果是值得深思的
原创 四冶读史 四冶读史 2023-03-03 07:22



大家好，我是四冶读史。



商鞅变法使秦国富强崛起，并为日后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就这么一个牛人，为秦国奉献一生，且居功至伟，最终为何还要被秦车裂、灭族？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得先了解商鞅其人，商鞅其法。

商鞅其人。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史记·商君列传》）

商鞅是卫国的“庶孽公子”，也就是国君旁支侧出的子孙，甚至可能是庶子的庶子。当时的制度，国君的孙子都叫公孙。所以，商鞅的“氏”是公孙（卫国是姬姓封国），叫公孙鞅。因为是卫国人，又叫卫鞅。秦孝公封他於、商之地十五邑，称商君，所以，又叫商鞅。

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史记·商君列传》）

法家把刑名和法术联系起来，主张“循名责实，慎赏明罚”。申不害、韩非都主张申合刑名，认为“刑名者，言与事也”，应当“以其事责其功”。因而后人称法家学说为刑名之学。商鞅的刑名之学，以“信赏必罚”为宗旨。

作为国君的孙子，商鞅说起来也是贵族。但是很可惜，卫国已没落衰败沦为魏国的附庸，而且商鞅还是庶子。所以，年轻时的商鞅就去做魏国宰相公叔座的家臣。公叔座倒是很欣赏商鞅，认为他“年虽少，有奇才”。

公叔座病危，魏惠王前去探望，问：“你老人家要是去世了，国家社稷将怎么办？”

公叔座说：“我门下的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希望我王把国家大事全部交给他。”

魏惠王没有吭声，其实是不以为然。



公叔座也是看到了魏惠王的心思，就接着说，如果大王不打算用公孙鞅，那就一定要把他杀死，别让他跑了。魏惠王说行，没问题。

魏惠王一走，公叔座就把商鞅叫来，把刚才的情况全和他说了，说这是先公后私，先君后臣，然后让商鞅赶紧跑。商鞅却淡定地说，大王没听你的建议用臣，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杀臣呢，坚决不跑。魏惠王果然没杀他，还对身边的人说，公叔座这老东西怕是糊涂了，还要我把国事全交给这乳臭未干的公孙鞅，这不是搞笑吗？事实证明，搞笑的不是公叔座，而是他魏惠王魏罃（yīng ）。

商鞅在魏国不能施展抱负，闻秦孝公的招贤令，就去了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到了秦孝公。刚开始见面的两次，商鞅分别用帝道（五帝之道）和王道（三王之道）试探秦孝公，秦孝公很不爽。之后用霸道说秦孝公，秦孝公很开心，竟“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秦孝公听入迷了，不自觉地靠了上去。这说明，商鞅所阐述的霸道，打动了秦孝公。于是，秦孝公决定任用商鞅，进行变法。

秦孝公任用商鞅想进行变法，但又担心国人议论自己，于是就组织了一次廷辩。相当经典，相当震撼。也值得我们学习与深思。



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彊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史记·商君列传》）

“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这与“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有异曲同工之妙。愚昧的人在别人把事情办成了之后还迷惑不解，而聪明的人则在问题发生前就早已预见到了。具体结果是无法预测的，但是整体趋势是可以预见的。聪明的人就是依据自己掌握的知识，并结合当下的实际情况，对未来形势做出预见的。圣人是否需要依古法、循旧礼，关键看是否能强国、利民。这是聪明的实用主义。但甘龙却不这么认为。

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史记·商君列传》）

治民在于安民，不可妄动，这是没错的，但要依据环境形势，不能只拘泥于书本知识，刻板地解读。如果环境形势岌岌可危，还抱残守缺、亘古不化，这无异于自取灭亡。而当时的秦国，形势已不容乐观，如果不变法图强，只知偏安西陲，固步自封，迟早是会被吞并的，强大的魏国已是虎视眈眈。秦孝公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才立志强国，也是形势所迫。而要强国，就不能因循守旧。

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史记·商君列传》）

商鞅也直指要害，说世俗的人都是这么想的。依古法、循旧礼“居官守法”或许勉强可以，而要王霸之业怕是不行的。“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要王霸，就要创新，就要打破常规，依据环境形势找到适合自身的强国之道。何况，聪明的人制法，愚昧的人遵法；有才的人更礼，无能的人循礼。

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史记·商君列传》）

变法自是为利为功的，一旦大成，何止利功百十。法古循礼，自然是不会有大错的，但人类的进步却不是法古循礼，是创新，是勇于打破常规。虽然会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但这也是必须的，总比灭亡要好。

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史记·商君列传》）

把国家治理强盛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方法，只要于国有利就不必因循古法，这是“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的深刻教训。创新的人无须责难，守旧的人不必赞颂。

在等级森严的专制社会，商鞅就敢于对抗保守派，敢于诉斥顽固派，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打破常规，敢于创新，言辞掷地有声，态度坚定不移，英风千载如见。这就是一种气魄，是一种胆略，是一种智慧，是一种担当，更是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敬畏与缅怀的，也是需要我们继承的。

最终，秦孝公一锤定音，变法。

新法已经制定完毕，还没公布，商鞅担心百姓不相信，于是就在国都（当时秦国的国都是栎阳）市场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杆子，招募能把它扛到市场北门的百姓，只要扛过去了，就会赏给他十金。百姓们都觉得奇怪，世界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没人愿意去扛走它，怕被别人笑话。



于是，商鞅又说：“能把它扛到北门的，赏给他五十金。”

这时，有一个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这杆子扛到了北门。商鞅就赏了他五十金，以表示不会欺骗百姓。接着就颁布了新法令。

变法之后，秦国逐渐富强崛起。商鞅也因此被秦孝公“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秦孝公死后，秦惠王继位，有人（公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不得已带领着家眷与从属逃到魏国。魏国不敢收留，惧怕秦国，又怀疑商鞅此行为的目的。于是，魏国只好将商鞅等人遣回秦国。之后，商鞅被车裂，被灭族。

司马迁评价商鞅“天性刻薄”（天资刻薄人也）。是呀，制法之人，如何用法施恩呢？法令一旦颁布，就得按照法令进行赏罚，但只要能做到不偏私、 不枉法就已经很可贵了。法令就是法令，执法者不会因为你是亲朋好友，或是恩公善人，或是仇敌恶棍就用不同的标准，要循名责实。法要公正，注定无情。

告商鞅谋反，这很明显是诬告。为什么有人要诬告商鞅谋反？秦惠王没有去核查吗？要搞清楚这些，就得先了解商鞅变法的法是什么。

商鞅其法。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史记·商君列传》）

对居民实行编制，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监督监察检举，一人犯法，其家属亲友邻里等连带受处罚。这就相当于把老百姓全部绑在一起，行“特务”管制。连坐，使得这个小团体没有任何人敢犯法，有人犯法而未举报，一旦被发现，大家都得受处罚。子告父，父告子，这就颠覆了儒家的“亲亲”之仁（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肯定会受到很多人的诟病。

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列传》）

不告发犯法的人要被腰斩，而出首告发的与斩获一个敌人首级的奖赏相同（斩敌首是可以进爵的），包庇窝藏犯法的人与投降敌人的人处罚相同。这就相当严峻，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人与人之间将无情可言，有的只是告发、进爵。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史记·商君列传》）

杀敌首级，按规定加官进爵；为私仇而打架斗殴的，各自根据情节轻重给以惩罚。商鞅整顿治安，禁止斗殴，并不是为了秦国老百姓，而是为了将社会上闲散的武装力量集中起来为国君所用，使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所谓“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也就是为国君战斗，不为自己战斗；只杀外国人，不杀秦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小利杀人。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绝非“守法公民”，而是毫无怜悯之心的杀人机器。

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

禁止工商业，全力推进农业，多交点粮食，还可以免除徭役。这是在鼓励农耕，但初衷并不是为了老百姓，而是为了国君。希望大家多耕种，国家就多税收；希望大家用“致粟帛”的方式来免除徭役，国家就多粮食。而聚集粮食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赈灾、济民，而是为了战争。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史记·商君列传》）

国君宗族没有立下军功可以论叙的，但不能列入享受特权的亲属名册。这一条就刺痛了宗族权贵们的神经了，原来躺在祖宗功劳簿上过好日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也把商鞅推到了宗族权贵的对立面。宗族权贵对其积怨，也是难免的。

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传》）

要明确爵位的尊卑等级，让他们按照等级高低来占用不同数量的田宅，私家奴仆的穿戴用度都要随着主人的地位而定；有军功的享受荣耀，没有军功的即使富贵也没有社会地位。将军功作为至高无上的荣耀，这就是军国主义思想，将国家打造成一台战争机器。秦国的军队如此强悍，是有原因的。

商鞅之法是及其严苛、残酷、血腥的，不顾念人之常情的，是按照军事标准制定的，相当于把整个秦国打造成一个军营。这若是在战时，还能分散注意力，宣泄情绪，可一旦统一，民众恐怕也是难以承受的，“天下苦秦久矣”足以说明一切。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大喝一声“王侯将相亦有种乎”而揭竿起义，迅速掀起了天下反秦的浪潮。才统一没多久的秦帝国瞬间土崩瓦解。这就是压抑至极的反噬，爆发的力量可谓摧枯拉朽。而这一切，似乎都是从商鞅变法开始。

商鞅之死。



秦惠王继位后，就车裂了商鞅，并将其灭族。直接原因是，有人告商鞅谋反。很明显，这是诬告。而诬告商鞅谋反的人就是公子虔。公子虔为什么要诬告商鞅谋反？

公子虔是宗族公子，也是秦太子嬴驷的太傅，是秦国的宗室贵戚。商鞅颁布新法刚满一年，秦国很多老百姓就到国都反馈新法的不便，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太子触犯了新法（于是太子犯法）。这时如果姑息，那么新法的威望就会丧失殆尽，变法也会一塌糊涂。而这时，商鞅顶住了压力，坚决维护新法的尊严，决定法办太子（将法太子）。由于太子是国之储君，不可以施行，于是就处罚了太傅公子虔（割掉鼻子），对太子太师施以黥刑（刺字）。

割掉鼻子后，公子虔没脸见人，为此“杜门不出已八年矣”，这口气怎么咽的下去，这个仇又怎么能不报？公子虔是太子嬴驷的太傅，自幼关系不错，等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开始采取行动（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即使没有公子虔，也还有其他人。商鞅在秦为相十年得罪的人太多了（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

秦惠王没有去核查吗？根本没这必要。



什么叫“欲反”？说白了就是莫须有，是诬告。过去的太子，现在的秦王，对商鞅也是恨之入骨，之前是被秦孝公压着，现在就没有顾忌了，而且刚继位，还得安抚好宗室权贵，所以，一告一个准。抓到以后，还需要核查吗？能往死里整就往死里整。而商鞅又能去哪里说理去？谁又会听他的申辩呢？所以，商鞅只好去做冤死之鬼了。

表面上，商鞅像是死于小人之手，真正原因是，死于敌人和对手，更是死于自己，死于自己的学说和主张。

被公子虔诬告谋反，商鞅也知道，就算浑身是嘴也解释不清，就算能解释清楚，也没用，只好逃命。逃到秦国的边界，商鞅想住店，却住不进去。旅店老板不知道来住店的这个人就是商鞅，说：“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商君法令规定，留宿没有证件的客人，店主要连带判罪。也就是说，这个犯人将来判什么罪，受什么罚，旅店老板也判什么罪，受什么罚，这就叫“连坐”。商鞅无奈，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变法的弊病竟到了这种地步啊！这真的应了“作法自毙”了。

商鞅执法，确实公正严明，真正做到了只认法，不看人，连太子都敢法办，看还有谁敢挑衅。执法固然要严明，立法也要合情合理。商鞅所立之法，几乎都是严峻刑法，比如“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连坐”等，都实在是太严峻了。而且，这些法主要都是针对老百姓的，因为大夫并不存在干农活卖不卖力的问题。商鞅之法也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法，还没有现代的法治精神。



据刘向的《新序》记载，有一次，商鞅一天之内就在渭水之滨处决囚犯七百余人，以至“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蓄怨积仇比于丘山”，简直就是惨绝人寰。变法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但像这样的代价是否有必要呢？这恐怕不是为民，而是为了建立统治者的绝对权威，不惜制造人间悲剧。这还是法治吗？这已是铁血统治。

这些问题难道都没有人发现吗？已有人发现了。

这个人就是赵良。

赵良曰：“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为教也。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史记·商君列传》）

依靠宠臣上位，不为百姓某事，大肆扩展建筑，刑黥太师太傅，骏刑残伤人民，怨愤已积累很深了。商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从他出行就能看出。

赵良曰：“君之出也，後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史记·商君列传》）

这几乎是全副武装出行，怕别人下黑手，树敌太多。所以，赵良劝他赶紧撤退。

赵良曰：“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于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将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史记·商君列传》）

可惜，商鞅没听。（商君弗从）

赵良批评商鞅的变法，劝商鞅交权退位。可是商鞅如果真的按赵良所说的去做了就一定能逃脱被诬告、被杀害而得寿终正寝吗？立志变革的政治家于顽固守旧保守派，其矛盾是你死我活的，几乎没有调和的余地。保守派蓄谋剿杀改革者的手段是屡发屡胜，绝不含糊的。



头脑清醒的曹操告诉他的政敌们说：“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让县自明本志令》）

这话说得多么透彻。但两千年来以此责备商鞅的人不绝于耳，却把赵良的话当作金玉良言，又是多么迂腐而不负责任。



参考资料：

[1]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全本全注全译本）

[2]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中华书局全本全注全译本）

[3]易中天《先秦诸子》

[4]《让县自明本志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