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不到一年，中共六大瞿秋白为何被替换？此人2封信是关键
原创 棠棣tandy 常棣tandy 2023-03-11 06:15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其实，召开党的“六大”问题，早在八七会议上就有决定。






当时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规定“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在六个月内准备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中共六大召开的背景


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决定：1928年3月间召开六大。

1928年春天，革命运动中的盲动政策基本上被停止了，但是，革命究竟应该怎样进行下去，如何认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问题，怎样正确估计中国现阶段革命的形势及认识分析其特点，以便制定正确的斗争方针和革命策略，这些都需要中共以及领导中共的共产国际进行认真必要的探讨。

于是，中共六大的召开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1月18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瞿秋白在会上提出拟于3、4月间召开六大，由于白色恐怖严重，会议地址拟定在澳门（也有人提议在香港或海参崴召开)。

在这次会议上，瞿秋白还布置了中共六大各种讨论大纲的起草分配工作：

共青团的文件由共青团中央起草；党务组织问题由罗亦农负责起草（提交组织局先讨论）；工会问题由工委起草；土地问题和政策问题由瞿秋白起草；党纲草案由瞿秋白、罗亦农负责起草。

同月，驻上海的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米特凯维奇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信谈到了召开六大的问题。

接到米特凯维奇的报告后，2月22日，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召开会议，对筹备召开中共六大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决定“不反对中国共产党于4月底或5月中在西伯利亚境内召开代表大会”。

同时在这次会议上还任命米夫担任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下属的中国分部主任。

这就使得米夫能够成为不久后在莫斯科郊区召开的中共六大上的重要人物。

到3月底，共产国际关于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的决定传到了中国。

共产国际指定瞿秋白、罗亦农、任弼时、周恩来、黄平立即去莫斯科进行筹备会议工作，要求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也前往参加大会。

4月2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常委会，会上由任弼时宣读共产国际这一决定。瞿秋白等人在会上立即作出相应决定：

瞿秋白、周恩来、罗亦农等赴莫斯科，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留守国内，主持中央工作，邓小平协助主持留守中央的工作。






按照共产国际的决定，瞿秋白、周恩来等立即动身前往莫斯科，负责筹备召开六大。



2、会议相关文件的起草


作为八七会议以后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总负责人，瞿秋白自然成为中共六大的主要组织者，特别是在为准备六大的政治报告和有关文件方面，瞿秋白起了主要准备者的作用。

1928年1月18日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起草党的政策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文件；4月2日，中央常委召开会议，又要他代表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为六大准备书面政治报告。

任务布置以后，瞿秋白作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在大力纠正盲动错误的同时，日以继夜地为六大赶写政治报告和有关文件。

4月12日他拿出了近10万字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关于1925年至1927年中国革命的报告》。

10天，写了近10万字的报告，只有像瞿秋白这样有深厚理论功底和文字天赋的人才能完成任务。

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中详细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国共合作以来中国革命运动的变化发展，总结和分析了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这篇报告被瞿秋白带到莫斯科，接着被送到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手中，6月9日在有斯大林和米夫参加的“政治谈话会”上，又被与会人员进行了讨论。

经过交换意见，瞿秋白在莫斯科对报告作了进一步修改。

六大召开时，瞿秋白的这份书面报告印发给了全体代表，并出版了单行本。

除了书面政治报告外，瞿秋白还起草了六大政治决议案。瞿秋白为党的六大撰写的文件之多，是此时其他党的领导人所无法比拟的。






《瞿秋白文集》第5卷，一共收录了瞿秋白从1927年8月到1928年7月所写的48万多字的著作，其中为六大起草的报告、决议、祝词、贺词、讲话、总结、发言等篇幅占了一半的字数。可见，他为六大在文件、报告的起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3、中共六大的召开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州纳罗法明斯克地区五一村正式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按照苏联有关部门采取的严格保护措施，中共六大代表到达莫斯科火车站后，下车直接坐交通车到达会场，并换上统一的列宁装或西服。

会议代表及工作人员都被编定号码，大会发言、领取物品时均以号码为准，一律不用真实姓名。

会议期间也不安排代表参观游览莫斯科市容市貌，不在任何公共场所露面，以免日后回国被人认出，引起严重后果。

出席中共六大的正式代表有84人，候补代表有34人，代表当时16个省委、1个南洋临委、37个特委、36个市委、400个县委、41个区委、138个特别支部。

遗憾的是一些从事实际工作、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并在党内享有较高威望的人如毛泽东、任弼时、恽代英、陈潭秋等人没有参加。

大会开幕的6月18日，瞿秋白代表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会致开幕词。

有谁料到，七年后的这一天，却是瞿秋白壮烈牺牲的殉难日。

开幕词结束后，安贝尔·德罗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福金代表青年共产国际，埃尔柯里代表意大利共产党，布哈林代表联共（布），分别到会向大会致词祝贺。



4、为何被猛烈批评？


作为上届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和盲动主义错误的责任人，在党的六大筹备和召开过程中，瞿秋白既是大会的主要组织者和主角，又是大会的主要被批评对象。

由同一个人来承担党代会批评甚至是批判的主要接收者以及唱主角的组织者，这在中共历次代表大会中是唯一的一次（五大对陈独秀并没有公开点名批判)。






瞿秋白一到莫斯科后，便积极投入六大的准备工作当中。

6月7日，他与苏兆征、周恩来一起召集已到莫斯科近60名中共六大代表举行谈话会，讨论关于中共六大政治、组织、职工、农运等决议案的起草问题。

6月21日至27日，会议代表对布哈林和瞿秋白的政治报告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代表们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

瞿秋白在六大召开的过程中还倡导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表现了一个党的领导人所应有的民主作风。

大会召开的第一天，瞿秋白在致大会开幕词时，就要求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尤其希望负责同志将经过的事实报告出来，由大会指出什么是机会主义，什么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使全党明白。

与国内白色恐怖的政治环境具有天壤之隔的莫斯科郊外安静的会场，给中共六大代表们提供了一切方便的条件和充足的时间，使他们能够静下心来，回顾历史，总结教训，展望未来。

而瞿秋白、周恩来等领导者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民主作风，又为这种回顾、总结、讨论、批评提供了极好的软环境。

大会开得生动活泼，就是在瞿秋白作政治报告时，也有些同志插话，表示赞成或提出不同意见。

从6月21日起，大会对瞿秋白和布哈林的报告进行分组讨论。

讨论时，代表们畅所欲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由于有了能够畅所欲言的大会讨论环境，与会各地代表都对中央进行了批评，代表之间也互相展开了批评。



5、张国焘的不满发泄


于是一种现象出现了：

作为中央的主要负责者以及盲动主义错误的主要责任人，瞿秋白便成为大会的主要被批评对象。

首先，张国焘对瞿秋白的批评来得非常猛烈。

在中共党内，论资历，应该说张国焘比瞿秋白老。但是瞿秋白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支持下后来居上，特别是八七会议以后成了党中央的总负责人。

与此同时，张国焘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经过南昌起义的挫折，被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逐步成为被瞿秋白中央冷落、排斥的对象。

当初他受罗明纳兹和瞿秋白的派遣，极不情愿地到南昌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的电文，结果同具体领导起义的同志发生了矛盾。

南昌起义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后，张国焘于10月中旬返回上海，之后在此过了近8个月的地下生活，不仅遭受处分，而且没有被中央安排做什么具体工作，直到1928年4月被中央指派到哈尔滨负责接应过境的六大代表，然后自己到莫斯科参加大会。






在上海的一段时日，张国焘过得苦闷难耐，度日如年，其失落的心情可想而知。因此，他对瞿秋白早就是一肚子意见和不满，对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些做法以及八七会议后中央的大政方针也是牢骚满腹。

现在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有时间和条件讨论问题，而瞿秋白倡导的民主作风，布哈林主持召开的“政治谈话会”等，终于为张国焘提供了一个公开发泄自己内心不满的机会和场合。

在莫斯科郊外的六大会场，张国焘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攻击和指责瞿秋白的机会。

就连6月20日瞿秋白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期间，张国焘也多次从座位上打断瞿秋白的话，提出不同意见，或批评瞿秋白的说法。

在报告的结尾处听到瞿秋白说：

“关于过去的事，或者说（张）国焘是对的，（瞿）秋白对的，（陈）独秀对的，这些问题讨论起来是有意义的，但不能同我们目前任务作相比”时，张国焘按捺不住心头的火气说：“你一个人讲了九个钟头，七七八八讲了一大批。”

除了张国焘外，王若飞等也对瞿秋白提出了批评。



6、共产国际与苏联方面的不满


此外，来自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批评也很严厉。

由于张国焘对瞿秋白的批评，而瞿秋白对张国焘的错误也没有表示沉默，对来自张国焘的批评也总是予以回击，因此两人经常争论不休，有时达到了短兵相接的程度。

两个中央领导人互相攻击，对其他代表的情绪产生了不良影响。

于是瞿秋白又招来了布哈林和米夫对他的严厉批评，再加上各地的与会代表对盲动错误的批评也都集中到瞿秋白的头上。

这就很自然地使大会的主角瞿秋白变成了大会的主要挨批者。

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除国内的不利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外，更主要的是共产国际很想通过在莫斯科直接指导召开中共六大，彻底改造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在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领导人看来，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党中央产生机会主义错误的主要根源则是，“党的指导机关里极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资产阶级的代表”。

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八七”会议虽然选举了苏兆征、向忠发、王荷波三个工人运动的领袖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但是，会议产生的新中央领导核心的组成人员却令莫斯科并不那么满意。




政治局的牵头人瞿秋白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并且是陈独秀中央时的重要成员；另一位政治局常委李维汉也是知识分子，并且在许克祥部发动马日事变时还阻止过农民对长沙的反攻，自然更让共产国际感到不满。

新常委中虽然也充实了一位工人领袖苏兆征，但是他在1927年7月国共关系破裂之际，作为武汉国民政府的劳工部长，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以公开抗议的形式声明退出武汉国民政府，而是以请假的方式悄然退出，这使共产国际对苏兆征的工人领袖形象大打折扣。

因此，进一步选拔合适的工人领袖担任中共中央领导人，并且大规模地充实工人成分到中共中央，不能不成为这一时期共产国际所要重点关心的问题。



7、新的中共领导人为何是向忠发？


而这时在大革命时期武汉地区脱颖而出的工人运动领袖向忠发恰巧到了莫斯科，并很快抓住了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眼球。

1927年10月，中共中央安排向忠发与李震瀛一道，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

走前，中央政治局负责组织工作的李维汉表示，向忠发可以以中央委员身份做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负责转达双方的有关信息。

此后在莫斯科，向忠发以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名义到处参加各种国际性的会议，在会上作报告或发表讲话，同时在配合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中国部处理一些有关中国的具体事务时也表现了某种程度的果断与魄力。

这一切给共产国际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等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向忠发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在得知中央临时政治局11月扩大会议的各项决议和罗明纳兹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受到批评的消息后，接连写了两封信给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领导人。

第一封信写于1928年2月11日，他告诉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主席团说：

据我得到的消息，中共党内的分裂问题对于确定目前党内的政策具有极其重要和极其现实的意义…这些消息使我得出以下结论：

(1)谭平山试图建立所谓的第三党（或工农党）。

(2)于树德和广州的一些工作人员坚定不移地支持谭平山的图谋。

(3)陈独秀、周恩来和其他非广州的同志现在正摇摆于谭集团和中共中央之间。

(4)他们有一个共同目标，即反对现时的中共中央，从而也反对共产国际的领导。

(5)这确实是中共党内的机会主义——取消主义倾向。

鉴于以上这些消息，我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目前召开的全会应该认真地提出中共党内分裂问题，对这个问题作出相应的评价，确定对谭集团的必要方针。

第二封信是2月15日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并要他转给布哈林。






信中认为：

我们党的领导成员大都是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不但没有能改造成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政治上不坚定、不彻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想等带到中国共产党里来，因此，对他们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

信中说：

解除这样或那样一些同志（如陈独秀、张国焘等）的党内领导工作，不能不给他们造成某种共同的委屈，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委屈变成了对自己党——共产党的敌视，这又是小资产阶级性格所固有的现象，对他们来说，个人利益高于党的利益。党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同这些人划清界限，为加强党的布尔什维主义领导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彭述之和蔡和森之间有冲突。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一起攻击中共中央，因为他们都仇视作为中央总书记的瞿秋白。罗亦农同志(布哈罗夫)对瞿秋白同志的态度也是这样。

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同志是个不坚定的人，迄今为止思想上一直向右摇摆。陈乔年同志（克拉辛）最近未经中央同意对武汉所有党组织逐个进行了改组。

陈独秀同志很容易受他周围人的影响。所以很难说他是否会同谭平山走到一起。这样一些摇摆不定和不服从现时中央领导的人还可指出很多。

显然，对他们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

向忠发的几封信引起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重视。

2月21日，向忠发又在有斯大林和布哈林参加的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作报告指出，当前中国党内的最大问题在于：

一是存在着动摇不定的机会主义领导者；二是带有小资产阶级色彩的党的高级领导人互相之间争夺权力。

他强调，解决这种问题的最主要方法，就是“建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并巩固它”。






向忠发在莫斯科的表现，使共产国际对于全面改造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有了相当的信心，因为他们发现了中意的人选，这个人就是向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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