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党如果腐败无能，亡党亡国就是必然结局！

原创 中石同学 雨林随笔 2022-08-29 19:15 发表于云南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的抗日战争，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且惨重的代价，最终的胜利给当时的中央政府带来了巨大威望，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都对他们怀有热切的希望，希望国民党政府能够重建中国，给人民带来稳定且富裕的生活。


特别是沦陷区的民众，盼王师如久旱盼甘霖。但是，国民党政府接下来的操作，让人大跌眼镜、大失所望、大声叹息。


15年的抗日战争，多少日本野兽手上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惩罚是全民所望，也是人心所向。所有人都期盼着国民政府处决战犯和汉奸。


但是，出于对自己政党的利益，特别是军事利益。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如人民所愿的那样，利用惩处战犯和汉奸的机会收拾民心，提高政府威望，增加政治权重。


在对日本军队的接收上，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反应显然是迟钝的。好像胜利来的太突然，他们还没有做好胜利的准备。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国民党政府不能及时派出军队或者人员到沦陷区去接收各地日军的投降，而是命令各地的日军继续维持社会秩序，并且不能向八路军投降。


所以，在沦陷区，比如上海和南京这些地方，民众发现，虽然日本投降了，他们还要接受日军的管理，政府机构还是原先的那些人，那些本应该受到惩罚的侵略者和汉奸。这引起了民众极大的不满，特别是知识分子群体中，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层出不穷。


在北方，由于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一泻千里，又没有勇气、能力和决心在沦陷区开展游击战和建立根据地。北方大部分沦陷区的农村和部分城市是被战争期间一直坚持敌后抗日的共产党控制的。国民党政府一时半会儿肯定是接受不这大片国土，主要是当年他们那一泻千里的军队不能快速北上，现在他们只能依靠日本军队和伪军。他们命令日军和伪军不能向八路军投降，保持战斗力，甚至还命令攻击八路军控制的地方。所以，投降后一个多月内，日军多次向八路军控制的区域进攻。


直至在美国和日军的帮助下，把军队运送部署到位。


在东北，蒋介石即不信任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民主联军，也不信任张作霖系下的本土力量，在他们军队和人员到位之前，还是由他们唯一可以信任的日本人对东北控制。


聘用冈村宁次作为高级军事顾问的事情，他们也做得出来。可以说，在接受日本投降这里，国民党是昏聩的。这不是古代统一战争，只要对方投降就可以换块牌子原班人马封官进爵。这是民族战争，是不可原谅之水火之仇，是和染满数千万中国人民鲜血的魔鬼的清算，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处理战犯和汉奸，是道义制高点，是最大的政治正确，也是民心所向。如果国民党能够向共产党那样顺应民心，果断、快速、有序的处理好，必然能够增加全国民众对他们的认同，也不至于失败得那么快。他们却继续和日军沆瀣一气，伪政府高官花上票子，死罪能免，活罪也逃，改头换面，继续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要职。


在接收日军和伪军上，更多体现的是国民党的无能。在对沦陷区公司财产的接收上，则体现出了国民党政府鲜廉寡耻的腐败。所有部门、个人争先恐后的涌向沦陷区，一定要赶在前面，吃上一口热乎的。


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这就导致他们反应缓慢，在决策过程中，牵扯到各方利益，很难快速有效的制定一个满足各方的方案。反应上总是迟钝、失序、无组织。


国民党并没有成立一个专门的接收部门或者委员会，统一部署安排接收工作。接收的开始阶段，几乎是各行其是。


首先有权的就是以国防部为首的有枪杆子的部门，国防部派出的人和地方各集团军几乎抢了第一口，他们吃的不但是热乎的，还有点烫嘴。


之后就是其他部门，纷纷跑到沦陷区，不但抢占还没有接收的资产，对其他部门已经占据的财产，也抢。这个部门的封条，会被另一个部门的人撕掉贴上新的封条。


对日军、伪政府的办公用房、仓库、工厂的接收自然不在话下，还有另一部分是被定性为在战争期间和日伪合作的人。特别是各种企业家和老板，能定则定，能占则占。这过程，不知有多少本来是清白的人遭殃受罪。


接收的混乱还表现在破坏性，接收的工厂并不是用于生产，而是把机器拆除变卖，或者直接变卖。对于仓库里的东西，能卖则卖，不能卖的就搬走。甚至在后期，明确了接收单位之后，其他人还是当着接收人员的面，将仓库中的物资装车运走。


在接收中大发横财的当然是高官。到一个地方之后，高官们最先抢占的是豪宅，无论这豪宅是日伪人员的还是其他人合法的财产。如果要想自己的财产不被抢占，无论是伪政府人员还是其他人，就要掉块肉。占领豪宅之后，就会把各种高档家具、电话、豪车据为己有，这些都有了之后，当然少不了女人，很多日本女子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了国民党高官们的小妾。


金子、车子、房子、日本女子、面子，在接收期间，这五样东西被普遍称为“五子登科”。时人用这样一个繁荣的家庭来比喻在接收时期大发横财的政府官员。对这一现象的小说化描述见张恨水的小说《五子登科》。


可以说，跟随蒋委员长的国民党高官们，此时得到了他们应有的回报。代价是进一步破坏了国家经济和国民党形象，让从日本屠刀下活过来的中国民众对国民党重整山河的期望值下降。


本来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教师和学生），大多都受到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教育和影响，他们的政治倾向是自由主义，也是支持国民党政府的——这个西方社会认同的东方自由主义政府。


但是，国民党政府对沦陷区的知识分子的态度，让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由希望转变为失望，而后恨铁不成钢，最后抛弃国民党转向共产党。


战争开始的时候，有一些知识分子随着政府迁移到西南大后方，以西南联大为著。但也有很多知识分子，没来得及或者没有能力跟随政府迁移，八年战争期间，他们沦落在沦陷区。


在国民党光复沦陷区时，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是相当热忱的，毕竟此时国民党和蒋委员长的威望达到了顶点。但是，国民党对他们的态度却难以和他们的热忱相符。


在国民党眼中，沦陷区的知识分子思想上有污点，于是强制他们进行培训，主要是进行“三民主义”再教育，并且对他们进行审查。只有经过培训，并考试合格者才有毕业证，或者毕业证才有效。还要在他们的档案中加上一笔，让他们背负八年沦陷期生活的国民党人为制造的“政治污点”。


相比于当初随政府西迁的知识分子，沦陷区的知识分子似乎低人一等，在找工作方面多受歧视。本来战后国民党对经济的整顿就无能，经济秩序混乱，失业严重，通货膨胀飙升，让知识分子们生活艰难，这无疑是放弃了大批的知识分子。


本来党国正是用人之际，他们却宁愿用伪政府人员，也不用这些对他们抱有热忱的知识分子。


这和解放战争后期，特别是渡江战役发起后共产党的用人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阶级出身和政治立场关系，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对我党并不是很认同。但是，在解放北方城市和南方城市之后，我们抛弃政治分歧，尊重知识分子和学生，在自愿的基础上，将他们组织起来，进行短期的培训，组成“随军服务团”，跟随南下的解放军，开展新解放区的工作，包括舆论宣传、分散到农村开展土改、担任人民政府中各岗位的工作。不但对学生如此，在解放战争胜利形势下，处处都需要有知识和文化的干部，对国民党党政军人员，只要愿意，都可以在人民政府中继续任职，不愿意的，发给路费回家。


由于国民党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国统区此起彼伏的学潮运动，著名的是昆明“一二一”运动、反对美国运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和其他运动结合在一起，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


对待工人上亦是如此。1927年，国民党背叛大革命之后，清除了我党在工人中的组织，在工人中建立国民党组织，对工人控制比较严密。


日本入侵之后，国民党对沦陷区的工人失去控制达8年之久，当光复后他们想要再控制工人时，已经失去了曾经的基础。加之国名党无能的经济政策，让工人的生活在通货膨胀中举步维艰。国民党几乎不在乎工人的呼声和利益，和资本家沆瀣一气，把工人压榨得喘不过气来。所以导致工人运动层出不穷。


作为一个农业国，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统治的基础特别是物质基础在农村。内战期间，双方的兵员、粮食、人力都要从农村出。国民党政府在农村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是建立在地主统治基础上的保甲制。


为了应对军事开支，国名党最喜欢且只能用的方式是印发钞票，由此造成的通货膨胀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城市中的工人、教师、底层公务员和军官受此影响最大。


而在农村，就是另一番景象。国名党在农村基层中的代表，各种乡保长们，继承了中国传统搜刮农民的优良传统，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打仗要粮食，国民党当然是不会公平的和农民交易，首先是课以重税，再加上各种苛捐杂税，这还不够的话，直接无偿搜刮，或者以远远低于市价的价钱购买农民的粮食。


在这个过程中，国民党基层干部们为党国干活，以腐败属性，当然是要中饱私囊的。所以，这些人又层层加码，将上级的指标扩大，多出来的就进入自己的腰包。


另外表现腐败的就是征兵，可以说是“征兵闹剧”。当时的杂志《观察》甘肃通讯员所做的评论是当时见诸所有自由派出版物的关于征兵印象的集大成之作。谈到省官员在1946年收到了招募2.4万名士兵的命令，他写道：“新闻传来，老百姓感到大难临头，但是乡、保、甲的官吏四处奔走，兴高采烈。好运又一次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现在又有机会可以再捞一票了。”


作者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征兵的过程，记录了一个本来用来多多少少平均分摊兵役负担、在实践中却事与愿违的系统。问题的根源来自于传统的对参军的抵触。那些付得起钱的人可以花钱消灾——考虑到官吏的道德水平，这个交易很容易达成，而穷人只能自求多福了。


理想状态下，征兵按下列步骤进行，这里以浙江省为例。首先，保长起草一份名单，名单上罗列了保里所有20—35岁身体健壮的男性。这份名单随后公布，名单上的人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找到门路把自己的名字去除。两个星期快到时，保代表委员会成员（通常包括保甲长、小学校长、地区秘书和一些当地“士绅”）聚在一起，考虑豁免兵役的请求，决定哪些请求可以接受。然后起草修改后的预备新兵名单，每个人都有一个号码，及时登记在每块竹牌上。名字和号码从各个保送到县政府。在县城的一个会议上，重要人物如乡长和镇长会抽取竹牌。


抽签的具体方法取决于各个县应入伍的人数和保的数目。比如，如果需要700人，县一共有700个保，那么每个保将选出两个人：一个人作为新兵，第二个作为替补。根据一个所采用的方法，如果第一个抽取的竹牌是73号，则每个保的73号就是新兵。如果第二次抽到49号，则每个保的49号成为替补。用这种方法，满额的700人可以很快地从县政府送到最近的征兵站。


在实践中，台面上是明文规定的操作，台面下是各种未经授权的小动作。新兵的价格因地而异。在浙江的一个县，价格区间在300万到500万之间。一个人只要愿意出这个数目（该数目被几个当地官吏和这个人的顶包者瓜分），他就可以安枕无忧地让他的顶包者代他报到和被录用。这些“职业新兵”很快就不见了踪影。征兵站随后公布他们牺牲了或逃跑了。如果是逃跑了，官方会在全省范围内寻找这个人。如果找不到他，他的名字从军队名单中删除，他在保里的替补不得不上前填补他的空档。在这个人失踪和被从名册中除名之间，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要付给当地农民差不多50法币，这个空当就可以糊弄过去：当高级长官现身巡视的时候，这些农民就代替失踪的人唱名。


对于北平征兵的报道显示了更多的不正当行为。1946年，程序被彻底抛弃。城市的征兵令在8月30日发出，第一批新兵在9月11日入伍。整个过程以名册和随机抽签为基础进行。然而，由于缺少人力、经济来源和完善的计划，征兵工作无法以官方规定的方式进行。当地官吏于是决定从城市和市郊的每个地区捉来一定数量的男子凑充人数。该计划的保密进行更增添了恐惧和混乱的气氛。但是当官吏为凑满人数在各地区奔走时，贫富之间的差距显现了出来。那些有100万元或200万元法币的人可以花钱脱身，虽然军队长官警告所有地区的官吏和保长杜绝这种事情的发生。


公众的批评声音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市政府官员与当地国民党机构的成员碰头对一些指控展开调查。调查者后来宣称这些指控多数没有根据，批评这些指控在人民中造成了“错误的印象”。然而批评在持续着。一位市级官员承认1946年9月和10月的事件并没有提高政府在北平的声誉，他表明他和他的同事将吸取教训。


总之，国民党的腐败是系统性腐败，国民党的无能是系统性无能。


在系统性腐败和无能面前，区区一个蒋经国又怎么可能取得上海的反腐败胜利呢？


一个系统性腐败和无能的政党，岂能不亡党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