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周恩来来了。你做梦也想不到这个时候周恩来能来啊。没平反呢，大国总理来了。
田炳信：凌晨2点？
蒯大富：凌晨2点。
田炳信：你以前见过吗？
蒯大富：没见过，照片见过多了。草民哪，没见过大人物。你怎么想象总理能来啊。
田炳信：想不到是吧，以前见是在电视、电影上看到，第一次面对面见是吧？
蒯大富：对对对。说：“总理，您怎么来了？”周恩来说：“你是蒯大富”，我说“是”，他说：“你坐。”我敢坐吗？
田炳信：你就站在那？
蒯大富：我站在那。
田炳信：哆嗦？哆嗦没有？
蒯大富：真哆嗦啊。草民啊，就没见过大人物。周恩来紧接着讲：“请坐，请坐”。我哪敢坐啊。他的秘书孙岳，老头现在还活着，说：“总理叫你坐你就坐嘛”。我哪敢坐，我半个屁股欠在沙发上。
田炳信：哎呀，现在下级见上级都那样，你有素养啊，都是跟你学的。
蒯大富：反正就是那个感觉。到现在，我还佩服周恩来。
田炳信：周总理也坐下了？
蒯大富：坐下坐下了。周总理说：“主席和中央派我来，想听听你对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你从现在开始给我讲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情，我向你保证”，总理第一次向我保证啊，“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
田炳信：当时你很紧张吧？
蒯大富：当时简直不知所……，
田炳信：空白的感觉是吧？
蒯大富：空白的感觉。后来我镇静一下，我说：“总理，我向主席和中央保证，我下面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的真实的想法，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总理说：“你开始吧”。
田炳信：你就半个屁股坐在那？
蒯大富：不不不不，这时已经比较安静了。孙岳啊，他会速记，一个字不落地全部记了下来。刚开始了2、3分钟，周总理自己拿个本子也记。
田炳信：周自己也记？
蒯大富：自己也记。孙岳是100%地全记。
田炳信：他会速记是吧
蒯大富：对，会速记。我说的时候，周恩来一会就打断一下，“唉，这个再重复一下”，这个时候，贺鹏飞进来了，他不叫“总理”，叫“周伯伯”，说：“周伯伯，我想进来听蒯大富汇报”，周恩来说：“我今天就听蒯大富一个人汇报，你出去吧。”
田炳信：把他赶出去了？
蒯大富：赶出去了。汇报了20分钟，贺鹏飞又一次进来干扰“周伯伯，我们还想听蒯大富说”，他跟王光美熟，他们怕我告工作组的状。周恩来说：“我都跟你说了，我就听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他（指贺）一在场的话我就肯定说不了话了。
田炳信：对。
蒯大富：（周）：“不许进来了。”我给他汇报了3个小时，从凌晨2点一直到5点，北京太阳都出来了。周恩来这时候说：“我下面还有会，今天咱们先说到这，我知道你没说完，今天晚上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继续说，我派车来接你，现在我回去了。”周恩来就回去了。总理这么说了，我就晚上7点钟，准时到人民大会堂。
田炳信：是第二天的晚上7点？
蒯大富：当天，凌晨嘛。7点我就到人民大会堂了，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当时不知道。在那地方坐着，一刻钟不到，周恩来领着两个五十多岁的人，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山东省省委书记，这是你们省省委书记。我带他们两个听你说话你不会反对吧。”一个总理两个第一书记，我敢反对吗？我说我向首长汇报，他说好，接着今天早上继续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又向周恩来进行汇报，就告工作组的状，又讲了3个小时，7点讲到十点，我说：“总理，我向您讲完了，我向你说到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想法都是真实想法。”周恩来说：“我马上向主席和中央汇报。”说：“谢谢你了。”你们注意这个时间啊，是1966年7月31号。说：“我今天晚上还有会，没有空陪你吃饭了，我请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同志做了一点夜宵，马上他们会来，再见。”
田炳信：握下手是吧？
蒯大富：握下手，周恩来马上就走了。穿白大褂的宴会厅的同志过来，说：“请你到这边吃夜宵。”一碗鸡丝面，呦，当时，香得不得了。66年啊兄弟。
田炳信：吃饱了吗？一碗够不够？
蒯大富：够了。你们注意个时间啊，1966年7月31号，第二天八届十一次三中全会开幕，刘少奇的材料啊，我现场给周恩来提供的。毛泽东整刘少奇的材料……
田炳信：第一证人。
蒯大富：八届十一次全会干什么？
田炳信：你不知道毛泽东想什么……
蒯大富：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啊！
田炳信：讲了6个小时，草民见了大宰相啊！
蒯大富：你想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可能想到中央主席和刘少奇那么多呢？
田炳信：一哥二哥闹矛盾，拿你当个子弹。
蒯大富：对啊，刘少奇把我打成全国第一号大右派，毛泽东把我当成全国第一号大左派，就这么简单的事。1号，全会开幕，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要把刘少奇打倒。
田炳信：没点刘少奇吧？
蒯大富：没点，时间紧得不得了，1号开幕，那就供材料了，清华大学整那些左派的材料，跟着8月4号，周恩来带着100多个中央委员，到清华大学开中央八届十一次全会的现场会。在这个会议上，周恩来宣布给蒯大富平反，“蒯大富同学，我是主张平反的、解放的。”你们怎么这么多人知道蒯大富？就是周恩来这个讲话，一个大国总理给一个学生平反。
田炳信：你是一炮走红，一夜成名。
蒯大富：对对对，按照现在商业广告来讲的话，就是这样。
田炳信：1966年8月4号那一天，大国总理给平反？广告做大了。
蒯大富：这是8月4号，跟着第二天8月5号，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这些白色恐怖何其毒也，给刘少奇致命的打击。所以我想起来啊，有点对不起刘少奇，说良心话啊。
田炳信：但你不知道，跟你没关系，你被人当个道具。
蒯大富：我跟你说啊，刘少奇和我没有任何私仇，他的做法也是共产党的传统做法。
田炳信：也不出格。
蒯大富：从良心上讲，刘少奇党性是比较强的。
田炳信：这个大字报真是毛主席写的吗？
蒯大富：真写的呀。
田炳信：不，他是写在一张大字报上呢，还是写在什么稿纸上？
蒯大富：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是一个谜。
田炳信：谜，毛主席写在一张纸上还是写在大字报上，这是两个概念，到现在没人给我一个确切答案，还是个谜。你都回答不了。
蒯大富：我真的回答不了。我也没看到。
田炳信：这张大字报谁看到过？
蒯大富：没有人证明看到过。
田炳信：你要没看到，估计看到的人不多。
蒯大富：我都只承认文化大革命是两年，叫“狂飙年代”，我们正好处在风口浪尖上。
田炳信：看样我说的没错，在文革浪尖和人生低谷摆渡的人。我说历史只有一只耳朵，很多东西进去出不来，……，我们的资料太多了。
蒯大富：薄一波当时说：“蒯大富，你是左还是右？”，我说“我是左”，他说：“你极左了就变右了”。
2002年，我独自去了一趟延安，在黄土高坡上，我第一次看到延安的宝塔山，让我十分震惊的不是熟悉的具有革命象征意义的宝塔山，而是刻在宝塔的塔檐上的四个字：鸟瞰红尘。这是一种超脱，一种大度，一种局外的感觉。
历史就是历史，不因你喜欢，他就像印钞机大量地印刷，也不因你厌恶，他就像夜幕中的流星转瞬即逝。
我想，事情过去28年了，许多事情的真相也大白于天下，从搜集历史的碎片的角度，作一真实的记录，总比写那些歌星的绯闻、政客的无耻、商人的逐利的故事更具新闻和史料价值。
 
蒯大富，1967届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蒯大富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文革后被判有期徒刑17年。有《蒯大富人生权术36则》传世（载于《天涯》1998年第一期）。
1945年9月13日，蒯大富出生在江苏省滨海县，祖父是新四军的战士，父母都是40年代的中共党员。
1953年，刚刚满八岁的蒯大富上学了。蒯大富的父亲对于孩子的教育是十分重视的。
他送蒯大富上小学前，对蒯大富也是千叮咛万嘱咐，讲了不少道理，让蒯大富上学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成为有文化的革命接班人。蒯大富记着父亲的话，上学后，学习十分用功，在他们村子的小学里，蒯大富是学习比较刻苦，成绩优秀的一个。蒯大富小学毕业后，顺利考上了中学。蒯大富学习成绩好，也使他父母十分高兴。在他初中毕业后，又决定让他继续读高中。这样，蒯大富在1960年即进入滨海县八滩中学读书了。
蒯大富读书刻苦，学习成绩优异，然而他并不是一个书呆子。在初中读书时，就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并且成为学生骨干分子。
蒯大富父母都是共产党员，蒯大富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对政治活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也表现出了很强的组织能力。蒯大富从上初中开始，就离开家到学校过住校的生活。很早就独立生活，使他年纪轻轻就比较成熟，形成遇事有主见，自理能力强的性格。与同学们过集体生活的经历，也使蒯大富善于与人相处及超出同龄人的组织能力。
高中时期，蒯大富就是学生干部，他不仅是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的积极参加者，也是学生活动的组织者之一。蒯大富在学校政治上表现突出，学习成绩优异，是标准的好学生。学校对他也极为看重的，在蒯大富进入高中不久，学校团组织便吸收他加入了共青团。在当年想要加入共青团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那时团员人数少，加入共青团，就是青年先锋队员的代表，也是共产党的后备军之一。
1963年，蒯大富高中毕业参加高考，他报的是清华大学，当年9月，被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录取。
文革期间
1966年6月1日，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全国上下兴起了造反运动。蒯大富到一些大学看大字报，不久便要求同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负责人进行公开辩论。1966年6月由于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工作组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学生。因绝食以示抗议，被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大富。7月29日，工作组撤销。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获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蒯大富参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随即蒯大富参与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并成为第一把手（人称“蒯司令”），当上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副司令。
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蒯大富，听取了汇报，并布置了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任务。蒯大富返回清华后，召开了井冈山总部的会议，传达了这一精神。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余人从清华大学赴天安门广场游行，一路上打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到达天安门广场后，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然后分五路以广播车开道在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被称为“一二·二五大行动”。
“智擒王光美”：1967年1月6日傍晚，蒯大富给王光美拨电话，谎称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被汽车撞伤，正在人民医院抢救，需要家长签字。于是刘少奇、王光美驱车来到医院，没有发现女儿，却看到了作为人质扣留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后来王光美被扣留并被红卫兵带到清华大学准备批斗，第二天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得以返回家中。对于此事，蒯大富曾得意地宣称：“为革命造谣是光荣的！”也就是从那时起，蒯大富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率先推向了全国。
1967年受中央文革指派参与上海“一月夺权风暴”，3月率先批判“二月逆流”。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参加陪斗。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蒯大富当上了上北京市革委会常委，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
1967年6月上旬，北京造反派组成“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围困中南海，采用喊口号，贴标语，高音喇叭广播，甚至绝食的方法，勒令刘少奇写检查，低头认罪，接受批斗。蒯大富和他的井冈山兵团在火线指挥部充当主要角色。
1967年7月25日，林彪接见红卫兵，蒯大富还登上了天安门。27日，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在王力授意下蒯大富指挥手下贴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28日，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小报登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声明。29日晚上，蒯大富手下一批人抄了徐向前的家。30日，蒯大富在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召开讨论会，会上，蒯大富把二、四方面军的干部打成“带枪的刘邓路线”，并进一步煽动“打倒徐向前”。主持召开各地红卫兵参加的“目前形势分析会”，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
1967年10月17日，蒯大富在《井冈山》报上发表《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大谈“夺权经”。
1968年5月，蒯大富组织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指挥清华大学两派武斗。30日凌晨攻击反对蒯大富的群众组织，导致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逾1000万元。清华的武斗引起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大规模武斗。7月27日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却遭到了蒯大富手下的抵抗，开枪造成5名工宣队员死亡，七百多人受伤。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五大领袖”，批评了蒯大富。五大领袖返回学校，动员手下放下武器，停止战斗。
1968年12月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冶金部三〇四厂）任技术员。1970年11月，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1973年审查结束后，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一说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
文革后时期
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大会上，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先被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后转移至青海共和县塘格木监狱。
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工作。
1988年8月，蒯大富与北京大学78级学生罗晓波在南京登记结婚，后育有一女。[1]
1992年蒯大富偕妻子到山东省蓬莱市登州镇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工作，任总工程师。
曾有消息称，1993年春蒯大富曾受北京一家街道企业之聘到首都任职，但很快惊动了刘少奇遗孀王光美等中共高层领导，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苏常州，后又到深圳受聘于民办及中外合资的一家网络公司。
2011年4月24日，蒯大富回到母校参加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