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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王昭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说：“要划分左、中、右”，“要在大学生中抓百分之一的右派。”于是，和全国同步，青海省也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保守群众声威大震，造反者陷入灭顶之灾。畜牧兽医学院刘明乾等，连同支持他们的副院长达洛，都被揪出来批斗。格尔木县机关干部被定为“小匈牙利事件”，省委责成海西州派工作组前往，把贴大字报和支持大字报的人打成反革命。 

全省运动的焦点，集中在《青海日报》社，导火索是“六·三社论”。起草社论的陈逸这样回忆： 

1966年6月2日下午2点多，当时《青海日报》社总编程光远(他同时兼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把我和政文部副主任雷经农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有一项紧急任务，要马上写一篇社论，贯彻中央杭州会议和上海会议精神，发动群众参加即将全面铺开的文化大革命。 

程光远向我们传达了当时仍属高级机密的中央杭州会议和上海会议的大致情况，比较完整、详细地复述了1966年4月24日上海(按：应为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通过的《五·一六通知》(草稿)”(《昨夜星辰昨夜风》)。 

接受任务后，陈逸把自己锁进办公室，奋笔疾书，写成了“六·三社论”。题目是《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内容是号召造反。1966年的反右派，完全是1957年的翻版。一样是响应党的号召给各级党委写大字报，一样地打成了反党右派。正是这场反右，在当权派、保守群众和造反者之间播下了第一批仇恨的种子。文革之所以那样激烈、惨痛，其源盖出于此。大家都主张反思文革，奇怪的是，至今没有人反思文革中的这场反右。 

8月底9月初，一批批红卫兵到青海串联，带来了批判资反路线的消息。对于已经是反革命的造反派，这不啻天外纶音。他们咸鱼翻身、东山再起，纷纷成立战斗队，最后汇合成“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西宁市迎来了第二次革命高潮。一拨一拨的红卫兵、工人涌进省委，大字报贴满省委大楼。这次不批大毒草了，是批省委，而且高呼“‘六·三社论’好得很”。广大群众一股脑儿地倒向八·一八，声势浩大的造反派形成了。 

然而，保守群众多数是党团骨干，历次运动他们都是革别人命的，如今岂容乾坤倒转!于是，他们也揭竿而起，拉起队伍，最后汇合成“红卫兵总部”、“贫下中农红卫军”和“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八·一八声言“大方向始终正确”，保守派组织则宣称：“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两派围绕着“六·三社论”和平反、追黑材料，发生激烈冲突。而赵永夫是对八一八恨之入骨的。

赵永夫和张晓川知道形势对他们很有利。赵永夫向“参战”部队下达任务，说：“部队开进时，八·一八动刀，我们也动刀（指刺刀）；八·一八动枪，我们也动枪；若遇阻拦，就强行开进；乘车的部队如遇阻拦，可以压死人。”二十三日凌晨，赵永夫再次召集动员会议，强调说：“一定要占领报社，用刺刀挑，也得挑进去。”

二月二十三日，晨八时，全城戒严

文革中首次大屠杀开始了：

青海日报报社地势较低，架在周围楼房、高地的机枪居高临下，报社内的人不可能抵抗。后来，青海军区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八·一八”有枪、有机枪。三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长接见青海代表时，周恩来说：“你们就是想找借口镇压，下那么大的毒手。报社有枪，赵永夫你有什么证据？”

赵永夫：“以前了解有枪。” 周恩来：“现场有没有？”（赵永夫回答含糊）康生：“你就回答有枪没有？” 陈伯达：“有？没有？” 赵永夫：“当时没搜出来。” 戚本禹：“为什么报告里说有枪？” 赵永夫：“不是在报社里有。其他地方开枪了，但没搜出来。” 周恩来：“现场上怎样？” 赵永夫：“有弹壳。” …… 周恩来：“没枪，你开第一枪，打死那么多群众 …… 全部把他们包围起来了，你还没搜出来！除非伪造假枪！谎报军情，欺骗中央！” 赵永夫：“不叫打，但管不住。” …… 周恩来：“到底打死了多少人？” 赵永夫：“死伤二百六。”（实际平民死一百六十九人，伤一百七十八人；军队死四人，伤四十六人。） 周恩来：“你去现场看了吗？” 赵永夫：“没有。” 周恩来：“这么大的惨案，你身为司令员还不到现场去吗？” ……

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并当场宣布对赵永夫“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青海二·二三事件，中共中央至迟第二天就知道了。事实是， “二·二三”当天，赵永夫通过电话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元帅报告，说占据报社的人开枪寻衅，军队反击，胜利地平定了“反革命暴乱”。叶称赞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叶剑英把赵永夫请到北京，就是要他向各地的军队领导人介绍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的。由此可见，二月逆流并没有对叶剑英的权利构成影响，当中央文革张春桥等给毛主席写信要求重新审查此事件时，毛主席于三月十一日批示道：“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第三件是武汉七二零事件

在“红卫兵运动”的推动下，全国各地造反派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但在“踢开党委闹革命、揪斗和打倒各级党政领导”的问题上，各地造反派组织很快分成了两大派。虽然双方都拥护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都赞成造旧党政机关及其领导的反，都拥护“夺权”，但对原党政机关和党政领导的态度上，双方在情感和立场上都有明显的区别。随着运动的深入及“夺权”的展开，两派的对立和冲突也不断加剧，毛泽东不得不派出军队“支左”，以稳定日益混乱的局势和化解两派群众组织的冲突。正是武汉“7.20事件”，明察秋毫的毛主席致信江青同志：“75%的军区和驻军支持右派，文革运动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武装左派’和实行‘群众专政’”(参见司马清扬等著《新发现的周恩来》第261页)。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采取了果断武装造反派“文攻武卫”，又派野战军支左，才平息内乱。

一般来说，对于各地群众造反派组织中的所谓“保守派”，即对原党政领导采取同情和保留态度、主张解放一部分老干部进入革命委员会的群众组织，毛泽东仍然采取宽容的态度，一方面这些组织往往代表一个地方大多数群众的情绪，他们的常规思维方式和渴望平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心理定势决定他们对原党政领导采取了认同的态度；另一方面，总的来说，这些群众组织虽然对毛泽东政治意图的实现形成某种阻力，但对毛泽东本人同样也是狂热地崇拜的，他们对毛泽东的话，不管理解不理解，还是能听的，对毛泽东按预定计划推进运动进程，并没有形成大碍。但是，如果某些地方出现极端事件，并可能引发全国性的逆潮，那就另当别论了。武汉的“7.20”事件，就是一个典型。

武汉以“工人总部”为代表的群众组织，代表“杀”的一方，他们全盘否定原湖北省委，坚决造湖北省委及其领导人的反，当同情原湖北省委及其领导人的武汉军区支左后，军区领导人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自然对工人总部十分反感，早在1967年2月在北京军以上干部会议讨论军队支左大方向问题时，陈再道就公开表态：“什么造反派，都是些二流子，一有风吹草动，这些人不投降台湾是鬼变的。”以陈再道的态度，武汉军区在支左时，自然不会支持“工人总部”。工人总部当然不愿善罢甘休。他们在北京南下的军内外造反组织的支持下，提出“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并多次围攻、殴打武汉军区支左的指战员，制造武斗事件，甚至绑架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

武汉军区支持的是另一派和工人总部对立的组织——“百万雄师”。这一派群众组织的观点是：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湖北省委。他们还认为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十七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应该对干部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一律打倒。“百万雄师的观点和武汉军区领导人的观点正好一拍即合。在武汉军区的支持下，“百万雄师”发展得很快，到“7.20”事件发生前，已经达到120万人了。从“百万雄师”的组织构成上看，非常典型：工人占48%，农民占18%，学生占19%，其余为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武汉地区的党团员中有85%加入“百万雄师”。可以想见，如果以“百万雄师”的组织构成推想全国“保”、“巩”（巩固两派组织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字当头的群众造反组织，这种对文化大革命方式进行无意识对抗的“保守”势力在底层民众中占有绝对优势，如果他们在某些政治力量的牵动、引发下形成自发的、强大的政治对抗风潮，对毛泽东部署的实施将产生无法预料的威胁。可以说武汉的七二零比较准确的反映了毛主席文革的群众思想基础，是多么的薄弱。关于七二零具体的过程，网上的文章特别多，本文不再作详述。后来王力被打倒后，几乎所有的文革文章和资料都说这是王力为了出风头，为了挑动群众斗群众而故意打着中央文革的旗号公开亮相，因此导致了“武汉事件”的发生。这种说法最早出自“百万雄师”的群众之口，目的当然是为了“造反、打人、抓人”有理。鉴于武汉当时的形势，毛泽东和周恩来判断失误：低估了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某些人的对立反抗情绪；过分地相信了自己的权威；不应该让镇不住局面的谢富治、王力出面，而应当由周总理亲自出面，做通各派头头的工作，特别是强调“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方向路线错误改了就好”等最高指示。720这么大的事，简单地用王力做替罪羊只是表面上的说法。真正的原因在于毛主席周总理的轻敌，王力没有经验，应当先做好工作再表态。王力讲完话后，造反派把讲话录音在武汉三镇播放激化了事态。七二零的发生，完全出乎毛主席的预料之外。七二零事件究竟多大程度影响了毛主席的决策和文革的走向，无法给出答案，但它的确偶然而又必然的影响着历史。毛主席在720事件之后曾经说过：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一月二十三日，毛主席下令军队支左，有资料说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二年共计派出280多万官兵支左。在现实中左右的判断是相当困难的，再说也没有哪一派是完全的正确，哪一派是完全地错误。所以军人不该过多地介入地方派系斗争和混乱的人民内部矛盾。正如武汉两派各不相同的标语的矛盾。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党指挥枪。军队在党内政治斗争中的确很难。一方面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另一方面，如何不为坏人所用，如七六年，八九年。许多军队支左都支的是保守派，一些党团员，劳模，积极分子多数是保守派和领导关系好。比如百万雄师的头头之一夏菊花就是王任重亲自在报上写文章夸奖的演员，经常陪陈再道跳舞。武汉的百万雄狮就是一个用来保卫当权派，防止被造反派夺权的群众组织，它也得到一商局，二商局充分的物质供应。所以说不同的群众派系也有可能矛盾不可调和，因为走资派在工人内部也可能有代理人。事实上七二零事件也预示了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的失败，就是用枪杆子对抗中央政策和中央领导。同时也反应了相当多的群众思想基础和和文革的期望不一致。简单地说就是鼠目寸光和高瞻远瞩，学术地说是朴素思维和哲学思维。百万雄师把中央文革看做是臭知识分子，是脱离工农兵大众的钦差大臣。百万雄师感情上更倾向于老干部，文革中许多事就是被一些自以为有思考能力，而没有真正地思考能力的中间基层干部鼓动和催化了群众力量。这是毛主席文革思想宣传不到位，而文革形势又发展超前的不足。四五运动中也有“阉割马列主义秀才”的骂法。

改开后许多残酷的现实使一些工农出身的百万雄狮成员反悔认为毛主席文革是正确的。工人的退休金800元无医保住房。而干部出身的百万雄狮头头依然恶毒咒骂毛主席。干部俞文斌的退休金4000多，医疗全包，有住房。当初百万雄师的头头知道毛主席在武汉（杨以才还告诉了俞文斌）。陈再道在七二零后没有失去政治生命主要在于它是四方面军的干部，毛主席认为他是个蠢人，还有就是毛主席不大在意一些武夫舞刀弄枪。

造化弄人王力这个七二零的英雄后来却坐了十四年的牢。至于说王关戚为何突然被毛主席或周总理建议打倒众说纷纭，各有各的说法，无从判断。主要有安抚军界的替罪羊，用作警告林彪不要在军队排斥异己，成为杀鸡儆猴的鸡，王力在回忆录中也念念不忘的是强调揪军队一小撮不是他说的。他不关注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说，效果和反应是不一样的。从王力的回忆录来看，抓他坐牢不奇怪，应该奇怪的是为何重用他这样一个人。王力会写些文章，但没有搞政治的审时度势。再一点他的政治追求观点和毛主席有差距，和邓小平一致的更多。王力把毛泽东晚年的许多正式谈话，总结成那段有名的最高指示，成为指导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影响了全党全国。------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导致文革流产以及政治上被打倒老干部重新复出包括为罗瑞卿，贺龙的平反的转折是九一三事件，据称九一三事件对毛主席的健康造成严重影响，“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林彪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这诗也是毛主席的心情写照。据说913之后，周总理也嚎啕大哭。

而九一三事件的主要诱因是庐山会议上关于九大政治报告，设立国家主席的分歧。

从现在的资料分析，林彪对毛主席是尊敬和佩服的，但是这些佩服仅仅在毛主席的军事战略和斗争艺术上，但林彪和毛主席对国家的政治理念不一定一致。林彪在政治上文化上被儒家文化严重影响和左右的。

毛主席希望建设一个文人集体领导的接班人队伍，所以毛主席特别看重张春桥。而林彪搞的是军人小集团。因此从组织制度角度讲，毛主席不赞成设立刘少奇那样的国家主席。毛主席和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上存在严重分歧是913的最根本原因。周总理在十大的政治报告中谈到过这个问题，大家知道：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

因此庐山会议上陈伯达和张春桥的争论实质上是毛主席和林彪政治理念和文革发展观点的分歧。分歧的原因在于：经过前期的文革和支左，在军队控制地方党政大权后林彪希望尽快结束文革，以维护既得利益。而毛主席则希望枪杆子为笔杆子护航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号召抓革命，促生产。以革命为中心必须保证人民政权的性质始终不变，是广大人民群众真正享有经济建设的发展成果。其次还有究竟是发展生产力，还是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是中心工作。因为单纯发展生产力不能保证发展的目的为了谁？三十年的复辟倒退充分证明了毛主席当年的预见。产权改革名义下对全民资产的瓜分，私有体制下血汗工厂对劳工的压榨。为追求利润蒙牛脑白金一类企业对道德的蔑视和作为的无耻。金融保险债券基金类大鳄的贪婪嗜血。私营矿产的掠夺性开采，矿产是子孙后代的，污染是当地的，矿难失去的生命是云贵川民工的。金钱是贪官和矿主的。社会道德的衰败无以复加，科研，教育，医疗，作假，功利，趋利。文化精英的反动，低俗和敛钱炫富毒化着少年和社会。所谓的开放结果是二十八个产业中二十二个被国际垄断资本所控制。所谓的改革结果是0.4%的中国家庭已经占有70%的国民财富。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从改革前的7.8%上升到60%以上。所有这些无不反证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和无比正确。任何对文革的诋毁，文革余孽的恶毒咒骂不外是伤尽天良的贪欲所致，是二十七亿妖孽。是万夫所指。

1970年7月，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礼堂，作了长达8小时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吴法宪老婆在大会上振臂高呼：“向立果学习！向立果致敬！”。林立果的讲话被整理成册，在军内外广为散发，他被誉为“超天才”。吴法宪宣布：林立果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吴法宪任命林立果这件事，是在“九大”期间，又可以不报告，所以毛主席不知道。会议的中心人物之一吴司令，以这次大会的权威作了总结式的发言：“立果同志是我们空军的骄傲，他是一颗政治明星。谁说世界上没有全才、帅才？立果就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群众最好的领袖，杰出的政治家，优秀的军事家，卓越的思想家，天才的理论家，出色的科学家，黑夜的明灯，宇宙的巨星，无产阶级之首，70年代的红太阳，第三代接班人……”

林立果“讲用报告”两天后的一个下午，林立果到林彪办公室询问其父听了“报告”录音的意见。林彪高兴地说：“思想像我的，语言像我的，连声音也像我的。”

此时在座的吴法宪抢着巴结他说：“将门出虎子嘛！立果的讲话，轰动了整个空军，不，轰动了全军，我已经批了，印70万份，发给全军学习。”

林彪也自鸣得意地说：“这也证明，就是有天才。我自己没有别的本事，就是脑袋长得好，这是爹妈给的，这没办法。人与人不一样，就在这上边。”

毛主席曾说：“把二十几岁的人说成天才，没什么好处。”难道艰苦创下的伟业将变成你林彪的家天下吗？

讲一句多余的话，林彪那个老婆实在没水平。题外话：就算叶群没水平，但也不应当被写匿名信诬蔑。更为可耻的是，污蔑者在改开之后还被特色党吹嘘为“党的好女儿”成了坚持真理，反对林彪的大英雄。改开后真是指鹿为马，罔顾人间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