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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年到永恒---文革宣言，连载之20

送交者: welyoung[★★声望品衔9★★] 于 2023-05-22 1:54 已读 2167 次 28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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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从凌晨 2点谈到 5点钟，地点在清华甲所。

第二次从晚上 7点谈到 10点钟，地点在人民大会堂的河北厅。

两次谈话基本都是蒯大富一个人讲，周恩来只是听，偶尔也发问，或要求重讲一遍。

第一次谈话开始，周恩来说：“主席和中央派我来，想听听你对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你从现在开始给我讲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情，我向你保证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于是，蒯大富也向周恩来保证：“总理，我向主席和中央保证，我下面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的真实的想法，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秘书孙岳作速记。

蒯回忆说：“刚讲了两三分钟，周总理也拿起个本子来记，他有时会打断我一下，说‘这个再重复一下’”。谈话刚开始20分钟不到，贺龙的儿子贺鹏飞敲门进来说：“周伯伯，我们也想听听蒯大富说话。”周恩来说：“不行，今天我们就听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你出去吧。”把他赶出去了。又过了20分钟左右，贺鹏飞第二次敲门进来说“周伯伯，我也想听蒯大富说话。”这回周恩来生气了：“我跟你说了，我今天就听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不要其他人参与，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进来了，不要再敲门了。”贺鹏飞第一次敲门进来说的是“我们”，可能在门外的刘涛、刘菊芬（刘宁一的女儿）、李黎风（李井泉的儿子）第二次敲门进来时说的是“我”。第二次谈话时周恩来叫上了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和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

第二次谈话，周恩来也让蒯大富带了三个人，他们是蒯自选的。因为蒯曾经失去自由18天，这18天的情况可由他们来补充。谈话结束时，蒯大富说：“总理，我讲完了，我向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都是真实的想法。” 周恩来说：“我马上向主席和中央汇报。谢谢你了。我今晚还有个会，没空陪你吃饭了，我请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同志做了点夜宵，马上送来，再见。”然后与蒯等握了下手就走了。（许爱晶：《清华蒯大富》）

一个大国的总理，竟然在24小时内花了整整6个小时听一个大学生的独白，

从《周恩来年谱》中可知，在接下来的8月1日，周恩来先后约清华工作组的王光美、叶林谈话；2日、3日，再约王光美、叶林谈话，约清华的学生与工作组部分成员谈话。

8月2日晚，周恩来又与朱德等到清华看大字报，因人太多没看成，又找部分同学谈话至凌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已于8月1日正式开幕了，周恩来却在百忙之中将与蒯大富等的谈话放在极重要的位置，将调研清华文革的事情放在极重要的位置。

1966年8月4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会上，毛主席严厉批评刘少奇他们害怕群众，刘少奇同志当面顶撞:“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毛主席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搞专政，刘少奇同志又抗辩:“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而且决心抗到底用毛主席本人常说的那句话来回敬：“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杀头）。”毛主席说：‘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毛主席随后甩出一句话：“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这是刘少奇与毛主席的正面冲突。，第二天---------1966年8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写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表明他决心擒贼擒王，搬掉刘少奇和邓小平这两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大障碍。吹响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向资产阶级司令部进军的号角，以这张204个字的大字报为标志，宣告了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彻底灭亡。毛主席强调“‘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炮弹可能就是周恩来关于“清华文革”的汇报。

周总理是在自己有了初步结论后才向毛泽东系统汇报的，但是周总理不会做结论，结论只能由毛主席本人做。毛主席的结论写在他的“大字报”里：“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炮打司令部》以及8月8日下发的十六条被一些人认为是文革的再发动。

到此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但是刘少奇直到和毛主席见最后一面，也没有明白毛主席文革的目的，方法。他倔强地建议：以他到延安种地为代价要求早点结束文革。显然，刘少奇是不搞阴谋的，刘少奇的家属也多次强调过刘少奇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所以刘少奇没有人品和立场问题。刘少奇也想走一条国富民强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改开后三十年的社会现实证明刘少奇的认识和方法有问题。

8-2-5，文革的生力军------红卫兵

红卫兵，这一在六十年代，绝大多数青年学生都满怀热情加入过的组织，经过改开后的“钦定”污名，以及无数无耻文人精英的妖魔化和所谓的血泪控诉，到如今红卫兵的历史，文学形象已面目全非，和历史上的商纣王，秦始皇，曹操，隋炀帝，朱元璋，魏宗贤一样，成为又一个无耻文痞的牺牲品，完全远离它真实的历史面貌。非常奇怪的是，当年的红卫兵应该是15-20岁的青少年到现在不过60-70岁的人绝大多数应该还在人世。这么多人怎么就没有人站出来为红卫兵说句公道话。可能的解释是现在是还乡团修正主义当道。因此有话语权的不愿为红卫兵正名而影响既得利益，而一些敢说话的人又人微言轻。政治上是一群无真理追求的极端利己主义者当道, 这是中国最可悲的现实。当然，凡事要看到光明，被民众所公认的汉奸媒体南方周末曾经组织所谓的红卫兵道歉活动，同样也无人响应，草草收场。作为红卫兵，首先值得肯定的是他们热爱领袖，热爱人民，热爱祖国，追求真理，塑造灵魂，没有丝毫个人利益的政治敏感，热情和行动。他们绝对是有作为共和国主人的自觉和追求的。这一点完全不同于89年后的大学生。中国现在的大学已经完全沦落成一个职业培训中心，今日的大学生多数已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语），已经没有任何人文精神和家国情怀，醉生梦死，浮躁空虚，金钱至上，功利虚伪。清华的投毒案就是证明。如今的青年面对社会的种种丑恶，无耻，潜规则，他们不敢怒不敢言，更多的是随波逐流，为虎作伥利用体制，甚至主动缔结关系网达到一己之私。被猫摸先罪恶之灵附体的现代青年是没有资格，勇气和脸面去评论以天下为己任敢说，敢写，敢斗争的红卫兵前辈的。当今青年的全部激情和勇气是在苍井空的胸部，略有出息也不过是去美国当移民，借洋人抬高自己的自信而已。文革的红卫兵是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长大的，而当今青年是读最肮脏最庸俗最下流无耻的，完整准确文艺性地诠释了猫摸先理论，邓手不释卷的最爱《鹿鼎记》长大的。如今学生追求的拜金自私自利，精神生活的庸俗病态低级，品格的狭隘和80年代末为了私利射向正义的枪炮以及这三十年的社会现实，学校教育的畸形和新闻媒体的错误导向不无关系。中国社会总有一天会自食其果的。当然红卫兵作为青少年，他们也一定有所有青年共同的幼稚，不成熟，冲动。具体的讲在他们对中国传统腐朽文化的冲击中有他们的不理性，方法不当等问题，但这些枝节问题，不能影响对红卫兵的总体评价。不同社会阶层来源的红卫兵也都有各自的局限和问题。

红卫兵的诞生：红卫兵是5月29日由清华附中一些高中生在圆明园成立并命名，而且他们后来又贴出大字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赋予了红卫兵组织造反精神的内在特质。还需要说明的是：七月一日北大附中开庆祝晚会，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统一着绿军装戴红袖标，给了红卫兵精神抖擞的外在美学形象。至于说阶级路线和血统论则是四中高干子弟红卫兵的首恶。平民子弟的造反派红卫兵开始于毛主席八月份接见红卫兵。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红卫兵也有它的孕育过程，我看到的回忆录并不多，只有清华附中，北京四中和师大女中简单归纳就是学生思想受两因素的影响一是毛主席号召，主要是毛主席和毛远新，王海容关于教育改革和教育革命的谈话，革命的接班人要敢于突破常规，突破权威，不造反就是修正主义。二是现实中学生维护自身利益的驱使，这主要是干部子弟他们可以占居革命的制高点。利益之争主要在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之间。十七年的教育路线虽然充满了对干部子女的照顾，但是它任然是一种资产阶级分子主导学校教育的精英应试教育，它的结果是在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间展开竞争，绝大多数工农子弟成为贱民。有不少的学生对这样的教育路线表示不满，比如65年有不少学校罢过课。宫小吉写过《换取五分的秘密》，有北京四中，北京女一中等多批次的学生给中央写信要求废除高考。六月二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了针对校领导的大字报，指责学校教育方向错误，打击干部子弟。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进行下去啦。六月八号工作组进校，表示支持红卫兵。六月二十一号，成立革命委员会，红卫兵领袖高票当选。红卫兵和工作组一起批判校领导和右派学生，但是红卫兵和工作组出现了矛盾，工作组觉得已经控制局势，要消化红卫兵在党团组织中，红卫兵针对工作组贴了《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事后红旗杂志转载标题改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七月二十八日骆小海邝桃生将《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底稿交给江青，请她带给毛主席。七月二十九日毛主席中途参加中央文革报告会，对刘少奇表示不满，自言自语说他他是老反革命。八月一日毛主席给清华红卫兵回了信，并对彭小蒙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支持。红卫兵通过杨勇的儿子杨冀平在王任重正式通知之前得到信的内容。

八月份红卫兵在北京中学普遍成立，他们破四旧，抄资产阶级分子的家，打流氓。但他们也有自身利益的，八月二十四日，刘菊芬，贺鹏飞，李黎风等人就指使十二校的2000多名中学红卫兵大闹清华园撕掉针对刘少奇的大字报，用相机拍下作者的名字，以破四旧的名义拉倒二校门，以打黑棒的名义对清华党政干部进行毒打。接着二十五日成立红卫兵纠察队，西纠成立时得到周恩来的支持，江青也肯定西纠初期是做过一些工作的。但是后来周总理多次明确反对西纠。

西纠的成立是各取所需，一拍即合。周恩来觉得红卫兵一盘散沙，各自为政，打交道不知道找谁。陈小鲁希望红卫兵自己管自己，刘辉宣之流的想显摆，高干子弟不能跌份子，要超越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秦晓，孔丹之类的有野心，希望仿效周总理当年的纠察队，认为文革干好了可以当副总理。纠察队是保护老干部，贯彻血统论的组织保证，所以叶剑英，周荣鑫给予了大力支持。

从西纠的成立宗旨和十三道通令来看西纠的矛头是对着地富反坏右的，而西纠之盾则是维护官僚和老干部。直接对抗毛主席关于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的号召。正如秦晓所坦承高干子弟对毛主席打倒刘邓是基本上认同的，但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打倒党内走资派是抵触的。据陈伯达讲西纠在车站盘查每位来北京串联的学生，只要是家庭出身成分是地主资本家的就抽出皮带打人家叫他滚回去。西纠还在北京六中私设监狱。据陈小鲁说：一鞍山学生想要见毛主席就扑倒在毛主席所乘坐的吉普车下，逼停了整个车队。西纠居然当毛主席面就解下皮带打人，还打了毛主席警卫负责人黄作珍将军一耳光。

由于西纠的作恶多端以及和中央文革的对抗，到1966年底就显颓势。造反的历史任务转移到大学生造反派身上。他们不甘心失败又成立了“联动”联动的标志就是依据老子官职的不同佩戴不同质地尺寸的袖标。联动的丰功伟绩是六冲公安部。1967年1月抓联动分子139人，关进半步桥监狱，1967年4月彭小蒙给毛主席写信，联动红卫兵被释放，被释放的干部子弟红卫兵再也找不到政治上的空间，于是他们旅游，写诗写小说，打架斗殴，拍婆子。

与此同时，毛主席通过接见红卫兵这种形式，把干部子弟所首创的这种造反形式和精神推向全国，这样就产生了出生平民的造反派红卫兵。在文革的红卫兵运动中，毛主席分八次十批接见了共约1000万人的红卫兵，每次都要花几个小时，可见毛主席对红卫兵所花的心血，毛主席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红卫兵作为国家的未来和学生的代表，毛主席所发动的文革的开展和红卫兵运动是相辅相成的。文革的成功取决于红卫兵的思想的转变成熟和对文革的理解认同。其实在涉及红卫兵的问题上也是存在斗争的，首先刘邓想消化瓦解红卫兵，转而又支持部分红卫兵提出的血统论转移斗争方向。

红卫兵运动洪流中的漩涡：血统论，抄家和打人。

破四旧是中央文革所号召的。破四旧不能说全部完全正确，可能有个别不当，但新文化就是建立在旧文化的尸骨之上的。在老干部层面，对破四旧的态度也是欣赏的。叶剑英曾讲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16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捣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抓。有个圣修小学，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了多少年的，谁也不敢动它。红卫兵小将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年的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也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人民日报发文赞成,但毛主席不同意，破四旧是陶铸搞的。

王力在他的《反思录》中认为今天人们对毛泽东的态度产生了误解。

他是这样解释的：“破四旧不是毛主席的思想，同毛主席的思想相违背，不一致，不合拍”。“红卫兵搞得天翻地覆的，首先是破四旧的运动。有些历史学家不知道毛主席对破四旧的作法实际态度是什么。据我和毛主席接触中的了解，他是不赞成破四旧的。我也不赞成。我跟陈伯达提过，我说四旧这提法不科学，根据毛主席的思想，不应这样提。这口号很笼统，没有个界限。林彪的报告也提了四旧，但他也没有叫人们对四旧这样搞法。……林彪讲话有这提法，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社论中也这样提了。林彪接见红卫兵的讲话号召破四旧，这讲话稿毛主席也看过，当时也不知道会产生这样大的后果。毛主席对当时的中央领导不满意，认为他们没有集中目标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搞破四旧这些东西，毛主席对此并没有欣赏。林彪、陈伯达也没有号召这样去搞。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具体工作的同志对毛主席思想理解不够，新华社提倡这样搞。红卫兵8月20日第一次上街，砸招牌，改路名，人民日报说好得很，新华社作（做）了详细的歌颂性的报道。在这一点上，毛主席对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陶铸不满意。但群众行动也不好去制止。也没有想到会产生那么大的后果。一出现打人，毛主席就说不行，要文斗不要武斗。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讲话就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说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这是毛主席的思想。”

发动群众去破四旧，目的并不是为了砸烂那些文化标签，而是为了在此过程中，破除人民心中的锁链，自己解开自己的心结。封建礼教之枷锁，长久活存于人民心中而成神圣禁忌。破除禁忌，必须自己亲自去“冒犯”自己心中的禁忌。“反动学术权威”中绝大多数,;对于个人来说，也许无辜;但对一个群体来说，他们就是一个标牌，如同四旧里的神龛，成为广大群众心中的禁忌，这种禁忌的存在，就是枷锁。因此，凡旧文化的“权威”，一旦成了某种文化的图腾，为了要破除群众心里的禁忌，也就只能委屈一下他们了。尽管他们本身并不一定有错。既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有封建“文化符号”及“文化意义”及所代表的“精神枷锁”，就必须统统被革命!相比较数千年来，儒教带给中华民族的灾难，为破“顺民文化”立“公民文化”，付出一些代价是值得的也是必须。孔儒祸国殃民久矣!

从这一点来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连根拔起封建专制文化机制，强烈灌输大众以平等意识，改造国民的历史性运动。“文革”，不仅运筹帷幄于当代，更高瞻远瞩于民族的继往开来!

阶级路线和血统论提出是干部子弟为干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正确深入的发展而精心谋划的。其目的在于捍卫自身利益和转移斗争的方向。思想基础是特权世袭意识和等级观念。通过对既得利益的维护寻找同盟军结成联盟。七月二十九日，北航附中贴出鬼见愁对联。接着对联被贴遍北京高校。谭立夫则将对联理论化，贴出大字报《从对联谈起》。这幅对联点明了文革的核心命题：是伦理文化还真理文化，是信仰毛泽东思想经过斗批改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还是血缘继承。十七年的现实已经形成了官僚既得利益集团。而毛主席希望人民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突破官僚，对上帝或毛泽东思想的本位主义解读或异化。他们通过对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摧残来改变文革的斗争方向。为此他们在北京制造了血色八月。抄家和一部分打人很多都有具体的理由，把它完全归于文革的发动是用心险恶恶毒的。抄家很多是居委会和派出所给的名单，不然小孩怎么知道去抄谁家？被抄的又有多少抄错了吗？一位中学生在日记中写道：“怒火冲天，抄家抄出英国指挥刀，日本大马刀，北洋军阀蒋军服，真是阶级报复，阶级仇恨”至于说打人，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是多次明确反对打人虐待的。但是毛主席似乎不愿意用权威或组织的力量压制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其自身的特点，很难避免的，有的有一些具体的原因。

8月2日，北京四十七中红卫兵组织“红红红”的一名学生被几个“小流氓”用刀刺伤，经北京新市委同意，北京中学红卫兵于8月13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10万人大会，对5名“小流氓”进行斗争。会上，一些红卫兵不顾大会组织者的阻拦，冲过去用皮带抽打被斗者。对以后打人风盛行起了重要影响。周恩来后来在一次讲话中，严厉批评了打人的风气，他说：“由北京传出一个坏的风气，就是打人哪！去年8月份，王任重组织的十万人大会，公审社会上的几个青年，他们叫作流氓分子，就是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年纪很轻，不到18岁，公安警察人员把他们拖到会场，弯腰，然后跪在地上，背上还踏上一只脚，这些青年即使有犯法事情，有流氓行为，你教育嘛，怎么能够对这些青少年在十万人大会上，在群众之中丑化虐待呢？这样给我们群众运动造成一个很不好的影响。”（周恩来在1967年9月20日国庆筹备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大会的本意是想控制局面，实际效果却是助长了打人风气的形成。因为在第一个打人者的行动得到了掌声的时候,又有许多人开始离开座位冲向体育场内了。如果不加制止的话，那肯定是要出人命的。

目前海内外“文革”研究者普遍使用的一个数据：1966年8、9两个月，北京市共打死1772人的数字。这1772人绝大多数在农村。卞仲耘那样的教育工作者是极少数。“八五”当天被打死的除了她，还有北京市工业学校的一位会计。大规模杀人是8月19日之后的“破四旧”运动中，红卫兵要这些“黑五类”交出“变天账、电台、武器”时，产生的群殴杀人行为。《人民日报》等媒体起了巨大的号召和鼓励作用。另一些数字表明了杀戮的发展过程。“八一八”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袖章后，并未马上出现暴力杀人的高峰期。从8月26日，死亡人数开始快速攀升，由每天十几人上升至六十余人。8月28日，海淀区一天打死和自杀68人，朝阳区的数字是近70人。从8月27日到9月1日，北京市大兴县有组织地杀死“五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38天。直到9月上旬，中共中央连续发文、派人制止，死亡人数才有所下降。杀人高峰出现的缘由，无疑是1966年8月25日的“榄杆市事件”。榄杆市位于北京市崇文区。那一天，这条街上一个名叫李文波的老人用刀砍了殴打、侮辱他和老伴的女红卫兵刘美华，当即被活活打死，户主老婆后经司法机关审判，判处死刑。此事被看做“阶级报复”，引发了大规模的杀人行为。红卫兵称之为“榄杆市前洒碧血”。1990年代，印红标访问了这一事件中的当事人——当年被砍伤的女红卫兵，以及把她送往医院的当地一个老太太。她吞吞吐吐的，仅仅承认有此事。“我们只是拿棍子捅捅他们……”因为她被砍伤，那一条街的“黑五类”基本都被杀光。

一些老师学校领导被打不是被红卫兵打，而是被原来和红卫兵对立的一派反戈一击所打，碰巧又搞出了这些老师男女关系上的一些问题，政治生活问题叠加导致学生不留情面，发至内心的真正痛恨，清华附中的刘树华，师大女附中的卞仲耘，都是这种情况，学校的老师揭发她是假党员，校外的袁淑娥指责她有男女作风问题，1966年6月21日，团中央下派的工作组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批斗被定为四类干部的卞仲耘，袁淑娥冲上台连哭带喊，掏出一张剪裁的照片，指责卞仲耘有“生活问题”，破坏了她的家庭。学生们的情绪被点燃，冲上来殴打卞仲耘。这次殴打，是“八五”的预演。事实上卞没有生活问题。让袁指责卞是工作组。因此以前拥护工作组的学生决定表现进步批斗校领导主要是高一的学生，王晶垚和章诒和明确指出主要的组织者，我无法确定真假，在这里不引用姓名。一些无耻文人为了把这件事和毛主席扯一起非要说没有过任何暴力行为的宋彬彬是凶手。再说这件事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之前。毛主席经常有品评别人名字的谈话习惯，毛主席当时说的“要武嘛”也就随便说说，不是领导指示不应当过多解读。再有就是老舍的死，老舍是支持文革的，他被北京女八中红卫兵批斗后自杀，可能更多的是家庭原因。文革中死过一些人，如果导致死亡的行为是文革精神所反对的，而且和文革没有逻辑关系，并且文革已经做了严肃处理，就不应当把帐再算到文革的头上去栽赃文革吧。其实最为恶劣的欺骗宣传就是张志新和遇罗克的死刑，遇罗克的死和出身论无关，而张志新是个政治上机会主义，生活作风严重堕落的反革命，却被极端政治化，作虚假宣传，是某极端自由化人物的无耻之杰作。据说本来想树朱成昭为典型，因涉及帅府千金被否定，只好退而求其次。
非常奇怪的现象是本来应当大学生走在运动的前台，但是半路杀出的中学生，充当了先锋。可能是斗争太复杂，大学生更世故，中学生更单纯。由于年龄，政治成熟早晚，勇气胆量等因素，中学红卫兵被高干子弟所主导，而高干红卫兵没有做到毛主席所号召的斗私批修，所以没几个月中学红卫兵在完成造反先锋的使命后就退出历史舞台。打人和作恶最多的是西纠和联动，西纠和联动是文革小组所取缔的，但否定文革后，中共中央又给西纠和联动平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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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主:welyoung于2023_05_23 1:43:10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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