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兄的见解颇有道理，但针对儒家，九歌有不同的看法。孔子的礼与仁，实际是给每一个人，每一个阶层、环节，都给出的统一标准。如果真能按孔子的思想去做，那么天下会迅速安定，恢复秩序。儒家思想里，君王有君王的标准，大臣有大臣的标准、百姓有百姓的标准。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中的一层含义是以有为君仁德的人为君，以有为臣忠谨的人为臣，以有为父严爱之人为父，以有为子善孝之人为子。儒家最终的服务对象是分类整体，而非特定的某一个阶层。
孔子如果只是为了做官，他的父亲是鲁国的大贵族，他可以留在鲁国，或者死抱住周天子大腿，没有必要周游列国。孔子的思想如果能在战国推行开，收益最大的是百姓，因为天下安定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其次是周天子，诸侯要各守其位，那周天子的地位就无可动摇；相比较之下，诸侯反而是受害者，因为孔子的礼制让他们做天子的可能无限趋近于零。诸侯有多少个会做那种出力不讨好，为他人做嫁衣的事呢？当然，儒家同时给帝王也套上枷锁：“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王本身也要有操守，换句话说，就是帝王要有帝王的职业道德。某种角度，儒家才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专业、职业道德标准的学派。
而汉朝却利用这一点，扭曲了儒家思想，淡化了君王的权利限制，强化了臣工百姓们的束缚。主要问题在汉武帝而非儒家思想。
至于道家，可能大家不太清楚道家的杨朱学派。当时杨朱学派与墨家的影响力不差上下，庄子反而没那么大影响力。孟子曾比较偏激地评价：“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
在那个时期，儒家是非主流，墨子的道家与杨朱的道家激进派才是主流。华夏后来的仁侠与江湖，实际是墨子与杨朱思想的结合。杨朱为代表的激进派是以道入世的典型。后来张陵创立的道教反而是继承杨朱的思想较多。
杨、墨都强调个体个性，孔孟强调普遍与共性，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短板。
儒家也同样讲究科学。《大学》中反复强调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就是观察事物现象归纳总结普遍规律，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科学。儒家到了朱熹与他的徒孙宋慈手上，格物致知的儒家科学已经发展到当时世界的顶峰，超越西方数百年。这个局面，只到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才得以突破。西方人在第一次看到宋慈的《洗冤录》后十分震惊，因为其中的科技应用某些地方还超越了牛顿时期。如果不是元朝对宋朝儒家书籍的毁坏，以及对儒家的进一步扭曲，那么中国的科技，儒家的科学将会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根本无法估量。
在九歌看来，有问题的不是儒家思想，而是笑部分当政者的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