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意识形态兴起的价值省思(上)

作者：温旭

以数字终端为基础，以数字平台为载体，依托数字技术加以建构的数字空间，是精神生产与意义传播的重要场域，正日益成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数字主体借助数字技术延展的“泛在性”变成一种趋势，数字生活和意识形态逐渐交融共通。数字意识形态是以数字化呈现的、承载着各种数字主体的数字需求的思想理念和价值倾向，承认数字意识形态并非否定意识形态的理论性，而是肯定意识形态在数字时代所具有的数实交融性、感性重塑性和集体表象性等特点。掌握数字意识形态主导权，必须深入剖析数字意识形态的内生逻辑，辩证地认识其特点和趋向，批判错误倾向，提高数字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自觉，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数字意识形态领域的引领地位。

一、数实交融：数字意识形态的价值条件

数字时代是对网络时代的超越，高清晰和低延时、瘦终端和胖云端等数字交互需求持续升级，这促使数字交互技术、数字图像技术、云计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各类数字技术持续迭代，其所产生的群聚效应推动了这一超越的发生。在数字视觉结构的“他者”空间中，数字个体可以借助数字终端在数字交互中实现听觉、视觉和触觉的沉浸体验，与数字空间产生数实交融。在数字空间中，数字与现实深度互嵌，数字场景的建构以现实为参照，现实场景的布展以数字为补充，数实边界逐渐交叉，数字技术生活化程度持续加强。人的意识随着其“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现实生活通过数字技术在数字空间中得以复现，数字主体和数字客体以数据化、多元化、沉浸式地连接于数实之间，借助数字文化重塑现实空间的价值性。

在数实交融中，数字个体的交互模式发生了变化，他们运用感性的表达手段开展沟通，不受地点和时间的约束开展即时交互，实现对现实空间的超越。数字技术促使人际交互越发繁复，并全面渗入数字个体的数字感性生活，数字个体感性实践也愈加依靠数字技术所创造的便利性。数字空间愈发呈现出现实社会的伦理特质、道德准则、文明守则、礼仪规范等的数字延展，现实与数字之间的互动性变成数字生活常态。“新的权力存在于信息的符码中，存在于再现的影像中”。数字身份成为数实关系建构的纽带，数字个体以数字技术传输思想观念、心理状态、社会感知等，理性的诉求表达逐步让渡于感性的情感输出。数字个体在数字情感表达中定位自我，寻求数字交互，数字情感的兴起改变了数字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数字技术塑造了数字社会意识形态景象，造成数字意识形态的兴起，改变了意识形态的呈现样态。意识形态斗争并不会随着数字技术进步而消失，反而每种现实力量都会在数字空间取得表征，从而征用数字力量扩展自身优势。

数字意识形态通过争夺数字生命时间而展开激烈斗争。基于数字技术形成的数字空间往往被描绘成具有无限性，其不受现实空间的约束，可以依据数字个体的想象而无限扩展。然而，人的生命时间具有有限性，其在数字时代依然是稀缺资源。在此前提下，数字空间中的意识形态斗争呈现出对人的数字生命时间的争夺，以新颖的话语方法吸引数字个体驻足，借助算法推荐热点话题而争夺更多的数字生命时间。“这个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在数字意识形态斗争中，数字生命时间不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占有，就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侵占。在数字技术打造的“具身”空间中，数字个体借助数字终端或感官体验设备，能够实时操控数字分身，即时获得全感官刺激，产生强烈的数实交融体验。

随着脑机接口技术的成熟，其能够接收、解码、传导大脑神经信号，数字个体能够以意念操控数字身体的行为实践，实现与人体获得共时的、真实的、全方位的数实交融，使得数字个体在具身交互中完全沉浸、数实难辨。表面上，数字个体在数字空间中以数字分身自由地生成数据，开展数字活动，结成数字社群，加密或分享数据产品，具身体验数字时间旅行和数字空间瞬移，更容易利用现实空间的“缺场”而维系数字空间的“在场”。实则，这是数字空间的现实补偿效应。数字空间由现实空间的数字拟像化构成，并在物联网的支持下实现逼真化和实时化，其现实性来源于数字活动的物质性。数字个体的数字交互、数字学习和数字劳动等数字行为都是数字化的，然而数字个体的心理活动却具有真实性，在强烈具身交互和真实境脉的交融下，形成的数字意识形态更加深刻而真实。

在数字空间中，数字个体借助数字技术搜集数字信息，分享数字生活，传播数字意识形态，数字个体能够从多种数字渠道获取各种思想观念，并结合自身经历和感知开展数据处理，上传到数字平台，变更数字空间的数字意识形态格局。数字技术推动了数字社群的数字意识形态聚合，西方借助数字空间渗透自己的数字意识形态，数字意识形态竞争更加复杂，冲突孕育其中。数字意识形态与数字社会变迁、数字价值变动、意识形态认同消解等紧密相关。数字空间中数字社群关系的重构，集聚了具有共同数字趣向、数字价值、数字认知的数字个体。数字技术提升数字个体的思想表达力，变更数字意识形态流转的样式，深化数字社会价值分化的繁复性。随着数字空间领域的扩展，数字意识形态的结构性也将逐渐加深，数字个体借助各种方式呈现其数字意识形态的感性表征。在数字社会生存条件中，存在着各种特有的“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数字空间中数字社群的数字交互关系、数字文化生态、数字利益基础都发生了巨变，数字社群的心理特点、社会认知、信仰追求等也随之改变，从而塑造数字意识形态的多样性。

数字意识形态的兴起源自数字社群在数字空间中丰富的感性数字生活，并且数字技术越加把具有全球性的数化意识嵌入数字社群的现实生活，导致数化崇拜愈加严重，进而强化对数字个体精神世界的超越。所谓数化，是指数字社会关系异化成属于对象的数据本身的内在属性而现象化的过程，数字社会关系的位相主体消解，转化为内在关系的位相——数据。数字意识形态一直都与数字个体的“现存生活状况密切相联”。在数字空间中，数字个体以自身的数字生活痕迹融入数字意识形态的塑造过程，在数字活动中发泄情绪、交流情感、表达观点等。从本质上讲，这是海量的数字个体在相同数字空间的重现，促成数字交互的感性表达场域。在这一场域中的个性化表达是数字个体活动的具象呈现，把自身的阅历经验、价值取向、知识修养等融入对数字社会的独特认知，并在数字空间中重塑数字交互模式。

数字个体在数字空间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必须借助立体的数字交互模式来自我呈现。数字平台为了满足数字个体的数字社会需求，持续强化与数字个体的现实生活密切关联的数字技术开发，促使数字空间中的感性成分愈加显著，为数字意识形态的建构提供了数字技术条件。数字意识形态与数字个体之间具有共通性，数字个体的各种心理活动都会呈现出个性化特征，并在数字空间中以各种样式加以呈现，为数字意识形态的传播准备了充足的数字载体。数字个体的数字社会生活具有复杂性和多变性，一方面受到数字时代的驱使，另一方面深刻地烙着数字文化的特点。数字意识形态在数字个体的情绪变更中体现出多种形态。数字个体的意识形态认知差异会转变为数字意识形态的多维价值性。数字技术为数字个体建构了“永不断连”的多重数字体验空间，数字个体能够借助数字空间开展超越现实空间限制的数字社会体验活动，例如：数字交互活动、数字情感交流、数字文化融合等。数字文化体验逐步变成支配数字社会价值倾向的要素，数字个体体验的主动性、深刻性、即时性等皆影响到数字意识形态的形式变化。

主流意识形态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关键因素，然而数字技术变更了其存在条件，数字文化解构了其传播路径，理性化、重视共同学习的社会群体让渡于感性化、重视个体体验的数字社群，数字个体体验的能动性变成影响主流意识形态整体功能的内生性。一旦数字意识形态的建构忽视个体的数字体验，其传播将难以实现良好的数字社会效果。数字个体沉浸于数字场景中的数字行为模式变更了其心理活动形式。在数字场景中，很多非主流意识形态在不断地蔓延，变成激活各种社会思潮的因素。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成和发展与个体的数字体验程度息息相关，越是能够满足个性化数字体验的社会思潮，越能够快速传播和深化影响，特别是借助数字技术把个体的数字体验与数字文化相融合，构建起数字社会共享的丰富情感，推动数字社群的集合行为，极有可能在数字空间中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根底。数字技术使得各种数字体验实现共享互融，为数字意识形态的消解和重塑构建了基础。

历史虚无主义在数字空间中依旧存在，并发展出数字形态——数字历史虚无主义。数字寡头作为数字技术超级权力的垄断者，能够在数字资本和数字权力的融合下以数字意识形态为切入点，构建起代替民族国家的“数字想象共同体”，剥离数字个体对民族国家的情感和记忆，使其变成数字帝国的“数众”。数字历史虚无主义以构建数字文明为噱头，在数字空间中暗滋潜长，挑战主流意识形态，成为数字意识形态的内生风险。“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决定了数字个体在开辟数字空间的进程中，其思想意识和行为模式都势必受到影响。数字历史虚无主义因此设置数字文明陷阱，大肆宣扬数字空间中数字文明体系的独立性，故意忽略其源自现实空间，企图以“数字想象共同体”所提供的即时性和交互性数实交融体验的不断刺激，解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民族精神、共同价值和集体记忆，对数字个体进行理性消解和感性重塑。

数字空间中的数字殖民与数字文明陷阱也会滋生数字意识形态风险。数字殖民是数字资本和数字技术的共谋，数字技术的合理性表现出其政治特性，故而依托数字技术的数字意识形态对数字社会的控制形式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形式。数字空间中的数字意识形态竞争更加复杂，外源性风险迭生。西方借助数字病毒投放、数字技术密钥、数字平台垄断等，打着数字自由、数字平等、数字民主等旗号，在数据跨境流动中抓取我国数字个体的身份、内容、行为等“剩余数据”，从而潜伏进数字茧房和数字社群，进行负面舆论的议程设置，在潜移默化中侵蚀数字个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

数字产消主义促使数字消费从目的性转变为工具性，由数字个体的“真实数字需求”转变为“虚假数字需求”。在数字产消主义的环绕下，数字个体面临“肝”或“氪”这种似乎对立的抉择，即为获得数字符号，需要增加数字劳动时间或用现实货币购买。在数字场景中，数字个体常常既“肝”又“氪”，“肝”和“氪”作为数字产消主义一同被纳入数字意识形态策略。数字产消主义不仅指向数字空间中的数据商品化，而且诉诸以数据商品化为基础的数字政治化。数字符号所具有的数字价值在于其更具数字文化层面的表现价值，并把数字个体归入数字符号秩序设定的等级架构。换而言之，数字个体的数字产消欲望不仅来自数字劳动的需求，还源自数字资本为其构建的数字政治化的数字身份意识。这种基于数字符号的数字身份政治并不能与现实身份互换，却能够借助数字产消而生成数字身份幻象，使得数字个体沉醉在为其构建的数字身份中。数字资本增殖逻辑促使数字产消主义不断激发沉浸于数字空间的享乐型“虚假数字需求”，泛娱乐化甚嚣尘上，持续让空心化的数据洪流滋扰数字个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

二、感性重塑：数字意识形态的价值表现

在数字空间中，与数实交融场景共时同在的是数字意识形态的价值表现。数字终端与数字个体之间具有对应贴近性，数字终端使得数字意识形态能够与数字个体即时连接，并生成源于“编码规则要素及媒介技术操作的赝象”。在数字技术作用下，数字个体能够参与数实交融场景生态的建构，并以自己的价值认知推动数实交融场景的变化。“景观是意识形态的顶点”，数字意识形态借助生动的数实交融场景渗透价值理念，渲染数字文化表征，扩展数字社会作用。数实交融场景使得数字个体的数字交互关系更加复杂，表现为“缺席的在场”与“在场的缺席”同在。在各种数字交互场景中，数字个体的存在状态表现出各种数字交互结果，当数字个体并非现实在场，而是以数字角色参与数字活动时，数字个体能够呈现多重身份，并在数字意识形态场域中开展数字角色扮演和现实身份交换，进而对数字空间发挥不同的价值影响。数字意识形态在数实交融场景中的产生伴随着数字技术对感性呈现的刺激，对数字话语的重塑，并把数字主体建构于理性个体的形式以外，被持续“质询为一种不稳定的身份”。数字个体的多重身份分化了理性意识形态的传播，而数字意识形态的传播却以其个性化、感性化、共情化的优势，呈现出与数字空间深度互嵌的方式。

在数字空间中，海德格尔预言的“世界图像的时代”已经到来，数字视觉技术帮助数字个体从数字图像体认世界，也因此数字个体对世界的体认渠道愈加数字图像化。数字视觉技术的核心是对数据的整合和创造，以感性形象的方法来表达数字文化，勾勒数字连接，描绘数字图景，既能够实现现实图像的重现，又能够实现数字图像的重塑。数字直播能够借助数字视觉技术进行跨地域的即时连接。数字直播能够整合数字社会资源，逐渐构建以数字视觉文化（短视频、视频日志、数字直播、数字符号等）为主的数字意识形态传播样式。数字视觉文化对数字个体的影响主要表现于对感性情景的刺激，打破传统媒介对知识背景的要求。正如汤普森所说，对意识形态的剖析必须聚焦于“技术媒体所传输的象征形式”。在数字空间中，这种象征形式主要以数字视觉文化加以表现，借助数字视觉场域操控来传播数字意识形态。数字视觉技术建构数字个体与数字意识形态之间的信任关系，避免经过抽象化导致的信息损失，加深了数字意识形态的渗透。正如马尔库塞所说，人们无法区分大众传媒是“新闻与娱乐的工具”还是“灌输与操纵力量”。在数字视觉技术的催化下，数字意识形态无孔不入并越发具象化，数字个体越发受到数字技术的桎梏而“他者”化。就数字意识形态而言，集体表象是一种感性认识，然而其内容由感性制度所构成，对数字生活具有内在且深远的影响。

数字视觉文化变成数字意识形态传播载体，其包含着各种数字价值倾向，反映数字社群的数字价值需求。数字空间中的数字视觉文化作为数字意识形态的表现在于：首先，象征化。数字视觉文化不同于理性意识形态的说教，而采取潜在的象征方式来呈现数字价值理念。象征体系本身并不生成意识形态性，其意识形态性由数字社会中被数字个体所理解的方式而决定。在数字空间中，数字视觉文化仅仅是呈现方式而已，然而一旦被用于数字意识形态的呈现，就变成数字意识形态的样式，借助点赞、转发和分享等数字手势，变成潜移默化的渗入式数字传播，呈现数字个体的个性化数字价值倾向。其次，受众化。数字视觉文化与理性意识形态的抽象化相比，更多地实现数字语言受众化。数字语言比官方语言更具丰富性和吸引力，进而在数字空间中更具认知度，体现出深度的数字文化影响力。在数字视觉文化的创作中，数字社群来源多元化，不同数字个体的经历背景和学识思维体现出不同的数字社群需求，符合多元数字社群意识形态的价值需求。最后，泛娱乐化。所有数字话语都逐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数字视觉文化与数字个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具有显著的泛娱乐化倾向。数字视觉文化本身具有泛娱乐化的特点，其使得数字个体能够直观地发泄数字生活情感，实现心情放松、缓解压力和愿望寄托等目标。数字视觉文化的泛娱乐化呈现激发了数字意识形态的兴起，把数字个体的抽象呈现转成数字社群的形象渲染，深化了数字意识形态的数字传播效果。

数字符号（数字表情、数字手势、颜文字等）并非仅仅是数字工具，还是一种数字意识形态。在数字空间，任何思想都必须借助数字符号加以传播，数字意识形态更是需要依托特定的数字符号影响数字个体。数字符号变成传递情感的多模态数字话语，成为数字个体进行数字交互的必备工具，并逐步变成数字社群建构数字身份认同的方式。“人的本性是以大写字母写在国家的本性上”。数字符号既可以表达数字持存意义上的数字意识形态，也能够表达作为统治工具的主流意识形态。数字符号具有显著的情感表达功能，极大补充了语言交流中的情感因素，也变成数字个体借以对抗主流权威的数字话语行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符号系统是在国家长期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政治社会化的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持续性、一贯性和规范性等特点。

但是，自数字意识形态兴起以来，数字社群在数字空间交互中也逐步生成了一套数字符号系统。数字符号是在数字个体的交互过程中生成的，是构建于直观化、诙谐化、娱乐化等特点上的数字语言创新，还具有夸张、戏谑、隐喻等灵活多样的修辞手法。数字符号的话语行为完全解构了现实身份规训中的说教系统，重构了数字生活中的数字身份场域和数字交互情景。数字符号对数字价值意义传输的本质是数字意识形态的话语重塑，其流行原理契合数字个体在数字交互中注重非语言表达的偏好。与单一模态的数字交互相比，数字符号由于具有形象的表意性，能够不断扩大数字个体的参与度和高自我涉入性，在持续认知数字符号的深层意义的内驱之下，产生情感共鸣。数字符号的多模态表征极大提高数字个体的视听体验，快速占据其情感偏好，逐渐实现其内生认同。作为数字意识形态表征形式的数字符号既能够维护主流意识形态，也能依靠意指功能的发挥而解构数字价值认同。在数字符号中，数字个体利用各种视觉修辞来表达价值观念的情感心态，特别是以现实生活与理想精神的差异为触点，进行情绪宣泄和压力释放。

数字视觉文化的调制虽然打破了线性叙事对符号的规定性，但并非数字符号的解放，而是使得数字符号表现出超可见性，变成透明的存在。这导致数字符号转变为空洞的能指，丢失了内在性否定，因此更容易被外在性侵占，变成数字资本的审美指令。从本质而言，这就是数字资本所利用的最大化增殖方法，即推出最能刺激数字个体生理上的力比多。换言之，数字视觉文化中的数字符号为了服务于数字资本增殖性，而透支自身的展现价值，呈现出单向度的类型化调制风格。数字视觉文化中设计了多种多样的连接数字文化层与算法层的数字符号都预设了数字属性。这使得数字文化层的数字符号具有通约性，把象征性的数字符号以可计算的数值纳入算法秩序，进而构建数字空间中可被理解的数字符号叙事。

在数字政治参与行为中，数字符号得到数字个体的广泛而集中的运用，在数字平台中的各种“表情包大战”中，数字符号已经变成数字个体主要的数字话语模态和数字政治参与模式。这也昭示着，在数字时代，数字个体拥有自己的数字政治行为和逻辑。数字个体在数字符号化的数字意识形态传播中逐渐转变为主动的传播者，而这恰好挤压甚至侵蚀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式语言符号系统的传播。数字视觉文化使得数字个体能够通过数字技术方式来传播数字意识形态，呈现出意识形态的“客观化”和“数字化”，成为数字个体释放情感的最主要方式。在数字空间中，数字个体能够借助数字视觉文化来反映数字生活的意识形态。借助数字终端对数字意识形态传播的即时化、直接化和生动化，打破了意识形态人际传播的时空限制，从而扩展了意识形态的数字权力边界。

在数字视觉文化中，数字个体被直接赋予意义，由此生成数字社群信念基础的“共识认证效应”。数字视觉文化一方面能够满足数字个体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欲望，另一方面能够把数字意识形态感性化，构建双向交互的传播方式。不同的数字意识形态能够借助数字视觉文化中的人物、情节和场景等，应时对数字个体开展价值指引，引导其变成数字意识形态幻象的跟随者。数字视觉文化既能够开展数字价值整合，也能够扩展数字价值冲突，充任数字意识形态的传播媒介。具有数字意识形态性的数字视觉文化是意识形态从数字社会娱乐功能中转变而来的，并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数字经济逻辑的驱动而变更呈现模式，表现出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和数字文化等因素的整体性价值。而且，数字视觉影像深入地呈现出数字个体的情绪变动和心理状态，使其对数字意识形态产生心理共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