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哲学：方法论的意义(1)
                                                                             作者：韩水法 

汉语哲学自兴起以来的几年中已经形成了大致的领域和方向。在汉语哲学的多重意义中，方法论乃是一个核心。作为方法论的汉语哲学揭示了许多先前未被发现和认识的视野和问题。汉语哲学通过分析和比较语言与哲学问题的演化，说明“Being”问题仅是由特定语言形态带出的问题而不具普遍性。通过对人类语言总体趋势和乔姆斯基生成理论的反思，汉语哲学从人类语言共同的分析化趋势和普遍语法，揭示人类共同的心智结构与可传达性的关系。汉语哲学从语言际的理想意义的设想切入语言哲学，分析不同语言在表达世界和事物秩序时的差异，以揭示出人类共同心智结构与认知差异的关系这个未明的哲学问题，亦分析和阐明了与语言秩序对应的三种世界和事物的秩序及其语言际的可传达性的程度。汉语哲学的方法论视角令人认识到：汉语哲学主要关涉形而上学、认识论、语言哲学和逻辑等理论哲学的问题以及语言科学与脑科学等问题，而与实践哲学领域无多大干系。汉语哲学是一种理论的因而普遍性的哲学研究。

引 言

 作为一个新兴的哲学领域，汉语哲学已经开辟了若干研究方向。经过研究和讨论，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汉语哲学关涉形而上学、认识论、语言哲学、语言科学、脑科学和逻辑等学科，以及哲学翻译和东亚传统哲学等范围。如果再将视野扩大，那么人们可以看到，不同文明和不同宗教之间的交流、理解，彼此之间共同点和差异的探讨和发现，亦落在汉语哲学的关切之内。

 人们对此或会质疑，这些学科和领域原本就是哲学的场所，汉语哲学的介入具有何种新的意义和作用？进一步地，人们或许还可追问，汉语哲学又以何种方式介入这些既有的领域？对此，合理的回答是，汉语哲学从几种不同的角度和方式介入这些领域，发现或揭示了许多新的问题。在这些角度和方式之中，方法论就是重要的一个。这就是说，汉语哲学，除了其他的意义之外，它同时就是一种方法论。这一点最为典型地体现在对“Being”问题的处理。汉语哲学作为方法论，就此问题它所要追问的，并不限于如何翻译这个概念，而是要深入探讨为什么与其对应的概念和词语先前在汉语里面不存在，相应的观念在汉语思想中也付之阙如，而这种缺乏揭示了关于世界的何种认识和理解。

 人们关于世界的认识不仅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而且也只有凭借语言才能够进行，而从历史上来说，一种语言的语法、词语和其他形式的特征不仅体现了操这种语言的人的认识方式，他们关于世界的知识的独特性，而且反过来也会影响和制约这种认识的进行和相应知识的形成，同时亦会影响和制约他们对待世界和自身的行为。印欧语系语言的系动词和形态就与一种特定的本体论直接相关，而这使得操这个语系语言的人群——主要是哲学和科学研究者——产生了关于事物及其秩序的特殊看法。在古代，人们更是倾向于将语词等于实际的事物，而把语言的时间秩序视为事物本身的秩序。这种秩序反过来或进一步会制约和影响人们对自然和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看法，甚至将它们视为自然和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秩序，或其根本。作为一种方法，汉语哲学着重研究那些赋予这类词语以意义的语言与其他语言之间差异的哲学意蕴，以及语言秩序与事物秩序之间关系的哲学意蕴。

 从既有的研究情形来看，汉语哲学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它由此形成了不同的领域和方向。从广义上来理解，汉语哲学既关涉前面所说的哲学各类基本的和专业的问题，也从事传统哲学的重新阐释。有一些学者将汉语哲学理解为后一类研究，从而使汉语哲学几乎等同于中国古代哲学以及部分东亚古代哲学。我认为，汉语哲学的核心应当居于前一类问题的领域，即研究和处理从汉语哲学着眼而从这些学科和方向中揭示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它们直接与形而上学、认识论和语言哲学等相关。这样来理解的就是狭义的汉语哲学，所研究和处理的问题都相对专业亦即技术化。从国内哲学研究的现状和汉语哲学的进展来看，狭义的汉语哲学的研究相对而言要艰难一些，但是，它突出地体现了汉语哲学作为方法论的作用和意义。

 本文从汉语哲学整体着眼，分析和探讨它所揭示出来的主要问题和可能的领域，并同时分析和界定相应的观念，揭示汉语哲学方法论的意义、效果和面临的难题。

一、新视野之下的新领域

 汉语哲学方法论的第一层意义和效果就是揭示了一个新视野，在这个视野之下，哲学的新领域、新层面和新角度就显露了出来，新的问题从而也就在熟视的既有现象之中呈现出来，而后者需要以新的方式、概念和观点来理解和研究，无疑，这也就会导致新的见解。

 （一）视野即观点

 科学革命的范式理论向人阐明了人类认识和行为转向的方法论的契机。人们如果以现成的知识、常识乃至成见来解释他们所熟悉的现象、事物及其秩序，就难以促进知识的扩展，甚至令人处于错误的判断之中而不自知。但当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着眼，以新的原则、理论、方法和实验仪器来看待、解释和处理常见的或已经观察到而无法解释的现象时，这现象就会向人们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并且还会展示更多先前被遮蔽的关系。“无论如何，范式确实导致科学家们以不同的样式看待他们研究-关涉的世界。只要他们对那个世界的唯一依赖是经由他们的所见和所行，那么，我们就要说，在革命之后，科学家是在应对一个不同的世界。”当人们以日心说来看待地球与太阳以及其他行星时，他们所观察到的世界及其秩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爱因斯坦理论之下的宇宙之于牛顿物理学之下的宇宙，也出现了同样的差异。

 汉语哲学作为一种新视野，它的方法论意义和作用与科学范式相似。不过，与科学范式不同，汉语哲学只是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而并没有提供根本不同的原理、方法和理论。它只是通过汉语哲学这一着眼点揭示了先前不为人所知或被人忽略的哲学的一些层面和领域，一些重要的方式和问题。

 然而，即便如此，作为一种新视野，一种新的方法，人们以此考察先前所熟知的现象和哲学问题时，这些熟知的现象和古老的问题就会别开生面，展现出独特的性质。比如，长期为“Being as being”或“Sein”的问题困扰的人们，如果考虑到现代哲学不再讨论这个问题，而且现代科学也不再支持这样的哲学追问时，那么，传统汉语哲学之中这样一个问题付诸阙如，没有相应的概念和术语，对此，我们的思考方向就不应当一再追问，汉语哲学在先前的时代遗漏了什么，而是应指向如下的方向：这个问题的哲学意义局限在什么样的范围，甚至在人类认识的历史上是否为多余的劳作，尽管是有益的无用功，就如人类历史中无法避免的迷信或天圆地方的知识一样。当然，我们也可以追问，在历史上印欧语系的哲学之中，它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这里可以断言，在古代，汉语哲学所思考和表达的存在及其秩序与印欧语系若干语言所思考和表达的存在及其秩序之间的区别，分别受到了语言本身的结构和形态的影响，于是，这种差异在哲学上就导致了相当不同的理论现象。因此，今天，出于传统和习惯等原因，关于“Being as being”或“Sein”问题的研究虽然不会轻易消失，但是，通过对比古代汉语哲学中这一问题的缺失以及现代哲学对这一问题的放弃，人们是否还需要考察和研究，这一问题究竟是为哲学思考带来了思想的负担，还是加深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或者更准确地追问，它在哪些方面促进了哲学思考，而又在什么意义上乃是无用之思。

 康德首次明确而有力地将“Being”问题归结为语言的和逻辑的功能。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他对此有一个清楚的说明：“是显然不是实在的谓词，也就是说，不是关于任何一种东西的概念，这种东西可以增加到一个事物的概念之上。它纯然是对一个事物或某些规定本身的断定。在逻辑应用中，它仅仅是一个判断的系词。”因此，康德认为，“上帝是全能的”这个命题，包含“上帝”和“全能”这两个概念，它们都有自己的对象，而“是”不是另外的一个谓词，它仅仅发挥了以与主体相关的方式设定谓词的作用。康德的分析表明，具有特定功能的词语虽然在表达关于事物的认识中发挥了关键而一般的作用，但这仅仅是这类语言的特殊功能。反观汉语，古典汉语没有固定的系词，却并不妨碍对事物的认识，而近世发展出来的系动词只是相当单纯而明确地发挥联结功能，而几乎不衍生出其他功能和意义。

 就此而论，我想稍微谈一点语言史的事实以佐证和加强这样的分析。在20世纪上半叶之前，许多语言学家和其他学者认为汉语是一种不发达的落后语言，汉语没有语法，而先进的和发达的语言都有复杂的和完善的语法，尤其是屈折语那样的语法。自20世纪以来，一些语言学家开始认识到，当代世界最为流行的语言英语事实上趋向于分析语，而到20世纪末本世纪初，主流的语言学家们则认为，现代语言发展的趋向就是分析语，虽然在语言发展史上现代这一概念要比人们通常理解的时段要长得多。而汉语则一向就被认为是一种分析语，分析语在19世纪被语言学界主流判定为一种幼稚的语言。现代语言学的成就颠覆了这种成见，原本被认为相当落后的汉语，与今天世界最强势亦被认为最发达的语言不仅具有相同的性质，而且同样代表了语言的发展方向。英语从一种综合语持续向分析语的发展，以及印欧语系诸语言同样的发展轨迹由于大量的研究而变得越来越清晰。但是，与此同时并且相应地，若干语言学家，尤其是汉语语言学家——当然主要是西方学者——通过研究也初步得出结论说，汉语在古代或是屈折语。这样，汉语也就被赋予了一个向现代语言主流方向发展的历史。

 无论如何，语言学这个进展和相应的观念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汉语的看法，也改变了对语言性质的一般看法。比如，屈折语具有复杂的语法和词法，但它并不是一种语言发达和完善的标志。虽然多伊彻提出了双向发展的理论，即语言在现代的发展过程中依然有回归词的复杂格位性变化的圆圈运动的可能，但他看到的现象只是一个方向，即越来越简单的单词和词-结构。

 虽然从形式上来看，古代屈折语精巧的结构总是令人惊叹，尤其可惊叹的是人类祖先是在无意识的情形下建筑了如此复杂的结构。今天人们已知的语言有7000多种，而在其中屈折语当是多数。如果考虑到那些在历史上已经消失的语言，那么这个数量就会更多。在这几千种语言中，真正为人们认真研究过的只是极少数，而在今天被用作主流语言的就更是少之又少。面对人类语言的这样一种丰富的现象，许多问题和疑问就油然而生，尽管有一些基本性的问题永远也难以获得答案了，比如人类的语言是如何自然地形成的？现代语言学家虽然为若干语言构拟出上古的语音和文字阙如时代的句法，但是语言的形成过程在今天就只能是现代人的理论设计，即构拟。同样困难的问题是，人类的语言是从同一种语言衍生而来，还是有着不同的起源？或者更为复杂的情况，各自独立起源的语言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彼此融合，又相互分离，它们的源流就不是单一的，而是混合的？

 由此而观语言学和汉语本身，许多新的问题就自然而起。结合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理论，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类共同的心智结构如何承载如此之多的语言结构，而语言在形式上的趋同又表明人类心智结构在某些方面的趋同。汉语分析化的历史和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一点后面分析汉语哲学与生成语法理论时会详细讨论，不过这里可以先提出一个可供思考的现象。汉民族在历史上乃是一个文化的民族，在其形成和演化过程中同化了许多其他族类。汉语的分析化受到这种同化的影响，已经为语言史所证明。而这种影响是否就是多种语言的共同作用，从而导致语言形式的合理化？

 从语言的发展来看，现代语言越来越趋向于简明、高效，以适应更复杂的表达方式的要求。而综合语与分析语之间的区别，可用围棋与象棋之间的区别来对比，规则越简单，棋局就越可以演变出复杂的变化。现代知识越来越复杂，而语言形式越来越趋于简明，语言容纳变化的能力就越来越强，就越能够适应表达复杂的世界和事物及其秩序和规则。

 哲学史相对于人类语言史来说，要短得多。当我们考察汉语的发展时，汉语这种极早的分析性特征，是否为认识准备了有效的结构，而不是妨碍了人们的认识？这种认识的转变，必然也就带来对汉语表达包括哲学思想在内的各种知识和思想能力的看法。先前无论在西方还是在汉语学界，许多对汉语哲学思想和活动持怀疑的态度就深受若干语言学的影响。高本汉认为，语言乃是最有效的思维工具，汉语作为这样一种工具可以解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因此，仅仅对汉语形式本身看法的改变，就导致了许多哲学问题的消失和产生。石毓智说，“通常人们认为，‘因为汉语缺乏形态，所以词序和虚词显得特别重要’这句话应该倒过来说，因为汉语选择语序作为自己最重要的语法表现手段，所以语法标记或者形态相对就比较少或者不那么重要。这一论断可以从人类语言发展的共同规律和类型学的研究成果中得到支持”。这个论断直接可以接上前面的论断，因为汉语不存在复杂的系动词及其形态变化，所以“Being”的问题也就不会出现。而在英语越来越趋向于分析词之时，“Being”的独立意义也同样越来越弱。

 （二）哲学语言

 自现代汉语哲学的转向和发展之初，日本人从欧洲的主要语言中将哲学这一概念和词语引入汉语，而通过翻译和介绍，西方哲学家和其他学者关于汉语的消极评价亦为汉语学界所知。因此之故，汉语是否适合于哲学思维的问题，以及更进一步的质疑，汉语思想中是否包含哲学的内容，即一般所谓关于世界、知识、理性、道德与审美以及语言等观念及其论证，就与现代汉语哲学并驾齐驱，直至今天依然还时而刺激人们的神经。

 汉语与印欧语系诸语言分属两个语系，彼此拥有相当不同的语言结构和形态，从语法、语音到文字，汉语及汉藏语系代表着人类所有语言中不是唯一也是极其特殊的形态。在启蒙运动之后，尤其是19世纪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等方面取得巨大进步、现代语言学逐渐形成之时，特别是在有关印欧语系的研究取得长足进展之时，西方语言学者对汉语也做了初步的研究。这些看起来以现代方法所从事的研究，得出了一些其实并不科学的结论。以语言来断定特定族类的文明与野蛮，是自古以来的习惯，譬如西方主要语言中野蛮的或野蛮人这个词就来源于对陌生语言的指代。

 在现代早期语言学家中，洪堡算是对汉语持比较客观态度的一位，他指出了汉语的若干优点，但是，在事关科学和思想等重要之点上，他却对汉语持有消极的评价。“拿汉语来说，我得承认它的形式或许比任一其他语言的形式都更好地突出了纯思维的力量，正是由于汉语摒弃了所有缩小的、会起干扰作用的联系音，才使得心灵能够更全面、更有力地把握纯粹的思想……虽然如此，即使是最坚定地捍卫汉语的人恐怕也会意识到，汉语并没有把精神活动确立为真正的中心，使得诗歌、哲学、科学研究和雄辩术以精神活动为出发点同样成功地繁荣起来。”综观他的基本观点，洪堡对汉语的态度可以用一个俗语来说，就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虽然他的评价留有余地，但他的基本诊断就是：汉语乃是一种不发达的、停滞的古老的语言。在下文，我将概括洪堡有关汉语的主要评价。

 首先，洪堡认为汉语是一种古代的、不发达的语言。这种观点在当时颇为流行，不是洪堡的独创。洪堡认为，以“一目了然的语法表达和自由伸屈的音节构造发展”为标准，汉语与梵语处于两个极点，汉语是这个标准的另一面，即缺乏清楚的语法和屈折的音节。因此，梵语是发达的语言，而汉语是不发达的语言，或者汉语是古代的语言，而梵语是年青的语言。因为，汉语到现代为止一直保持古代的形式，所以在洪堡看来，汉语缺乏语言的创造力。

 其次，汉语缺乏表达一般概念的词语，比如，他举例说，汉语只有哥和弟，没有德语中一般意义的兄弟（Bruder）。由此，他得出结论说：“这个特点可以归因于较早时期的未开化状态。那个时候，人们力图用词直观地表述事物及其特性，缺乏抽象的思考方式，这就导致人们忽略了概括起若干差异的一般表达，导致个别的、感性的认识领先于知性的普遍认识。”在这里，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洪堡把汉语的性质与操汉语族类的性质关联了起来，他在谈到汉语语音的孤立与分离的特征时，也将它与民族习惯联系了起来。

 当然，作为一个严肃的科学家，洪堡也不得不对他所不理解的汉语的一些现象做出肯定，这样，他自己的观点就不可避免地包含了矛盾。洪堡说：“汉语所具备的外在的语法越少，它的内在的语法也就越多。渗透到汉语之中的语法观念是合乎逻辑的现念，这一观念给汉语带来了适当的语序，并且必将通过运用在这种正确地建立起来的语序而在人民的精神中继续发展。”汉语的语法特征究竟是什么，这是今天依然尚未获得共识的难点，但词序对汉语结构的重要性则受到了洪堡的肯定。但是，洪堡引证那个时代的汉学家雷缪萨的话说，“汉语独到的优点表现在它具有偏离其他语言的系统”，然而，正由于这一点，汉语实际上缺乏在他看来作为语言的最重要的作用，即就如上面所说的那样，作为科学、哲学和艺术的表达手段，它要远远逊于梵语，甚至闪米特诸语言。

 洪堡关于汉语的论断直接为黑格尔所采用，即认为汉语缺乏确定的语法，所以汉语哲学就缺乏规定性。他强化洪堡原本基于其对汉语的认识而做出的判断，即中国人有一个显著的民族特性：“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他们很远。”当然，其原因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不过，黑格尔还是谈到了汉语在其中的作用：汉语的“文字对于科学的发展，便是一个大障碍。或者，相反地，因为中国人没有一种真正的科学兴趣，所以他们得不到较好的工具来表达和灌输思想”。

 即使在现代中国学术界，这样的观点还有其遗响。国内有语言学家从汉语语法特点诠释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认为：“古代中国人不善于抽象的理论思维，而善于凭经验直觉行事。”为此所举出的证据一如下例：“在口语中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常常用具体的词来表达”，“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人更爱用形象的词汇，而不用或少用抽象的词汇”。上述说法几乎是近两百年前洪堡和黑格尔观点的翻版，只是这种观点的推出太过随意，而非认真研究的结论。致命的是，在世界语言学界的主流观点承认分析性乃是语言发展的基本趋势之时，此位作者还在重复一百多年前的欧洲语言学界的陈词，认为汉语缺乏印欧语系诸语言的词的形态变化等语法标记，句子之间缺乏连接词，而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缺乏严格的逻辑就与此有关。该作者认为，“如果从词序来考察，汉语是一种‘绘画型’‘临摹型’的语言，即汉语词序的先后反映实际生活经验的时间顺序”。这个结论同样出于对语言发展的现代趋势茫然无知。该位作者还认为：“中国的古文不标点，不分句，不分段，一气呵成。现代的标点符号是从西方输入的。”这个判断的错误就在于，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古代文字是没有标点符号的。

 一种语言是否适合哲学活动，或究竟哪种语言更适合于哲学活动，在近现代是一个经常被提起的话题。莱布尼茨曾经评论过德语的优点和缺点，他认为，德语有两个缺点：第一，欠缺“心灵搏动的一些表达及德行和罪恶等与道德或政治有关的表达方式”；第二，欠缺“抽象而幻化的认知表达方式，包括逻辑和形而上学等术语”。而德语的优点在于：“大凡一切涉及可以被吾人用五种感官能力去掌握的事物，特别是涉及物质世界的事物，和技术及手工艺方面的事物，德国人于语言表达上都已达致一很高的水平了。”由是而观，德语就不适合表达哲学思想，莱布尼茨很少用德语写作或许与此有关。

 不过，黑格尔则认为，德语最适合成为哲学语言，因为德语本身就包含辩证法的因素。在《逻辑学》中他强调，“德国语言在这里比其他近代语言有许多优点；德语有些字非常奇特，不仅有不同的意义，而且有相反的意义，以至于使人在那里不能不看到语言的思辨精神”。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德语原本就包含了对立统一的因素。“一种语言，假如它具有丰富的逻辑词汇，即对思维规定本身有专门的和独特的词汇，那就是它的优点；介词和冠词中，已经有许多属于这样的基于思维的关系。”与德语相反，黑格尔认为汉语则简直还没有或达到这样的程度。德语经康德的手笔之后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哲学语言，并且德语从正式进入德意志地区大学课堂成为学术语言到黑格尔时代，也才一百多年时间。不论黑格尔评价如何，运用乃是德语成为一种学术的和哲学的语言的唯一途径。

 对黑格尔以汉语来反衬德语的哲学性，钱锺书在他著名的《管锥编》第一篇《论易之三名》中提出了反驳。他认为，汉语原本也富有包含对立两义的词语，这可由他从汉语古籍中拣出的许多语例证明。如果套用黑格尔的说法，那么这就表明，汉语自古就是一种适合于思辨的语言。

 洪堡认识到语言的发展变化，这当然是一个洞见，但他所持的是当时的主流观点，即语言的发展方向是从非屈折语到屈折语，而“汉语则不同，它完全沿着另一条道路发展，始终如一地遵循着自身的基本结构原则”。因此，他的观点如果颠倒过来，刚好就切合了语言的实际发展方向，当然这样一来，他关于汉语的全部论断也就失去了基础。

 从今天的语言学研究成果来看，现代早期语言学的一些理论，尤其是关于语言优劣的判断，颇受研究不足和经验匮乏的限制，因此，它们既没有正确地认识到语言发展的方向，也低估了任何一种语言本身的张力。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虽然尚没有提出最终的明确结构，但肯定了所有人类语言都源自同一的普遍语法，每一种语言因此也就具备了与任何其他语言同样地表达任何人类一般知识的条件，并且还为不同的语言同时以特定的方式表达人类特定的认识和情感保留了余地。

 因此，诸语言之间优劣的区别是不存在的，也没有什么标准可用于判定任何一种语言是否更适合于任何一种学术，包括哲学。然而，这也并不与如下事实相冲突：即便在今天，不同的语言也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的词汇和句式的丰富性会有很大的差异，后者主要取决于此种语言的应用和实践的条件、范围和历史。

 总之，关于哲学语言争执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种语言在基本结构上都具备足够的潜能以从事任何的哲学思维，但是，并不是任何一种语言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都能够充分地承担哲学表达的重任，因为一种语言需要一段时间来展开自身，包括句式、词汇和足够的背景知识。语言的这种张力的发挥依赖于人类综合的实践和知识，而不可能在特定领域单兵突进。这就是说，倘若一种语言没有承载或表达过相应的数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哲学思想也就难以得到有效的、充分的表达，即使翻译，现成的词语和句式或许不敷足用，即使硬行表达了，也无法准确地传达原来的意思，当然也无法让操此种语言的读者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所移译过来的观念和理论。这种背景知识不足而导致的误解和错误的现象，不仅在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存在，甚至在最容易对译的技术性文献中也会发生。

 （三）语言哲学

 人们经常提出如下一个问题：在语言学之外，语言哲学为人们对语言的理解提供了其他什么帮助或知识？语言哲学家的回答或有差异，但无论如何都会指向一个中心，这就是语言的意义。那么，人们就会追问，难道语言学就不考察和研究语言的意义吗？语言哲学的主流观点会提出如下的区别，语言学并不关注语言或句子的意义的真假问题，而后者正是语言哲学的中心课题。

 在这里我将讨论语言哲学文献中有关意义理论的一些最重要的观点，以说明语言哲学的主题，从而可进一步来阐明汉语哲学对语言哲学的可能的方法论意义。丘奇与弗雷格认为：“一种恰当的关于自然语言的语义学必须为几乎一切语词既指定涵义又指定所指。”戴维森在塔尔斯基观点的基础上断定：“关于一种语言的真理理论同时是一种意义理论。”而斯特劳森论证说，“说某个东西为真也就是说话者意谓某个东西，因此，关于真陈述的概念必须依据一个说话者所意谓的东西加以分析”。虽然我们不能说语言哲学就是认识论的后续发展，但是现代认识论确实要借助语言哲学的工具，即确定表达知识的语句的真假的方式或可能的形式，因此任何认识论最终都必须回归到语言层面。由此，我也可以说，认识论在这里与语言哲学重合了。不过，这不是本文关心的重点，本文的重点在于，汉语哲学从其视角出发在现代语言哲学中发现了若干问题。现在，至少有如下四个问题值得分析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