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自由度
为了解决“有条件的自由”中的诸多矛盾及困扰，近年来开始流行一种新的说法：“自由度”。自由度的概念源自于物理学及结构力学，原义是力在系统或结构中的参数。应用在哲学政治学及社会学层面的讨论上一般以统计学上的意义作参考标准。
自由度，实际上就是“有条件的自由”的升级版本。升级之后，“有条件的自由”所附有的，市集式土里土气地讨价还价的语气特征消失了，“自由度”成了充满时代感专业感权威感的摩登表述。但语气转换之后，不可能实现的伪善承诺也换成了赤裸裸的直率。就如同对死囚说：你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但改变不了你死定了的事实。自由度的意思也是告诉我们，自由是不可能的，但囚笼大一点小一点还是有得商量。
自由度与自由一样，具有自然、人文及思想三方面的属性。
但自由度里的“自由”，不再是一个名词而成了一个形容词，成为形容“度”这个衡量单位所表现的意义，因此具备了可议的逻辑性、科学性及可行性：我们不是选择“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而是选择“积极自由度”或是“消极自由度”；我们不再说“有条件的自由”而是客观地，有理有据地比较不同社会不同政治制度的宽松程度；我们不奢望追求自由却有希望争取或实现某个参数的自由度；因为“度”是可以实现、达到的“状态”。先实现不那么高的“度”，再不断努力达到更高的“度”。这意味着“骡子悖论”不成立了，“对自由度的追求是促进人类进步的伟大原动力”就不是逻辑陷阱了；我们捍卫不了自由的权利，但可以捍卫已经到手的某个自由度的权利；自由度与平等度不是对立而变成了相容的概念，因此我们可以在争取、实现、捍卫自由度权利的同时，争取、实现、捍卫平等度权利；美国可以一方面标榜自己是捍卫自由度的斗士，一方面追杀斯诺登、监听网络而不会出现自打嘴巴的尴尬；不过那些什么“之声”的传媒或所谓的自由斗士，就应该自觉噤声及收敛，因为他们选择性的诉求，要的不是自由度而是不可能出现的自由；中国政府则可以理直气壮地承认没有言论自由但有言论自由度，因此亦可以毫不犹豫地封杀异见分子，而不必顾忌别有用心者双重标准下的指责。
自由度，消除了许多政治哲学上的歧见，解决了伪自由中许多自相矛盾的理论。自由度，才应该是人类追求的真正目标。
真正的普世价值，应该是“有条件的民主、自由度、平等度”。
事实如此吗？
很遗憾。“有条件的民主、自由度、平等度”很逻辑，一般民众不懂用之，别有用心者则避而用之。“有条件的民主、自由度、平等度”还很啰嗦，不够激情，远远不如“民主自由平等”般“铿锵有力”，故有心搞事者不喜用之，喜欢热闹的民众亦不喜听之。故尔，“民主自由平等”这个铿锵有力的“范畴谬误”估计还会一直谬误下去。
即使自由度的提法被大众广泛接受，这个“自由度”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由于自由度的计算采用的是统计学方法，这方法看似科学，却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实际问题。结果自由度带来的，是更多的争执，更多的动荡。
首先，这里必须严格区别的是：自由度不是自由。即使自由度是百分之百，也不是自由本身。这既是一个客体与主体的非同一性关系，也是自为与自在之间的非同一性关系。所谓的客体与主体的非同一性，意思是我与某某明星的相似度是百分之百，我也不是某某明星。所谓自为与自在的非同一性，意思是：自由度是自为，自由是自在。自为是自在的表现形式，自在是不证自明亦不能证明的本体。自由度只是自由的表现形式而不是自由本身，就如同我的手脚肤发身体等等“我的”，以及我的平等幸福财产荣誉地位等等“我的”都只是“我”这个本体的表现形式，但都不能证明也不能代表“我”这个本体的存在。
其次，统计学这东西不是普罗大众都明白的，它属于少数专家的专利。但自由度却是属于大众的。由少数专家来定夺大众的自由度，大众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是盲信，或者是疑心重重。两种结果都不合理。事实上，正是因为某些别有用心的专家们的引导或者说误导，常常造成一些本来安定的社会出现不必要的甚至是致命的动荡。
其三，“有条件的自由”尽管是虚伪的道德承诺，但这个承诺能产生两种心理暗示：1，“有条件”，意味着自由不是无度的；2，“自由”，是一个神圣的字眼。这两种暗示使信奉“有条件自由”的人，能够“自律”地约束自己，对“自由”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及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即使是“有条件自由”，他们仍然会为了追求而“当真地”把生命和爱情“两者皆可抛”。而“自由度”用的是统计方法，“统计”是集合性的，对外的。即统计一定是某个观测者或某个组织对特定人群特定社会特定制度特定国家的评估，绝没有对自己进行统计分析的行为，也绝不可能（叫做“不能自我指涉”）。换言之，这个作为衡量标准的“度”只能用来量度别人（他者），因此“自由度”产生的心理暗示是：看看社会给了我多少自由度或是我得到了多少自由度，而从没有人思考我给了社会多少自由度。即“自由度”只会使人产生自私心理，而不会有“崇高的使命感”。此外，由于不知道怎样的“度”才合理，往往在追求的过程中就变成了“无度”，即变得越来越贪婪自私。
其四，即使大众都明白统计学，自由度的“度”还是难以取得共识。因为，自由感因个人的际遇而异，不同的团体亦因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传统背景、或不同的资源分配现状而有不同的共同自由感。这些自由感绝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抽象的自由度数字可以真实反映出来，绝对没有“普世”的自由度。把一个自由度的数字，强加给某个个人或某个团体或某个社会，一定会引起争议。争议的结果，同样只能造成社会的不和谐。
统计学方法得出来的自由度，只是一种经验性分析，只能够停留在某方面自由度属性定量定性的层面上。对复杂社会复杂人性下，如何运用自由度去解决道德及价值喜好的规范性分析起不了什么作用，更可能因统计选项带有倾向性而失却了公平。
无国界记者组织在调查有关各国自由度时，就毫不掩饰地表示其自由度指数仅仅反映各国的新闻自由度，而不衡量新闻工作的质量（资料来自于维基百科词条“新闻自由指数”）。这不禁令人疑惑：求取这种毫无规范性分析指数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新闻自由只须考虑新闻工作者报道的自由，而不必考虑其报道对大众产生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吗？如果说大众需要知情权是新闻工作者的职责，那么那些选择性失明失实歪曲哗众取宠的报道，实际上已经是侵犯、剥夺了大众真正的知情权。在实行新闻自由度监督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实行新闻真实度责任度的监督？
这篇文章第二节已明确指出：社会人的自由感是由三方面的属性所统合，任何单一属性的理论，及因此而付诸于实践的模式，都不能真正解决人心中对自由的失落感、疑惑感和焦虑感。
统计学上的自由度，反映的主要是人文属性方面的自由度，而没有反映自然属性及思想属性的自由度。再者，人文属性还可以再进一步分类，政治制度、民间往来、文娱活动、法律、传媒等自由度都可以归类于人文属性自由度。单纯地统计某一、二项的自由度是一种极之片面的分析。
以中国国情为例。中国可以接受人文属性中，有关政治、传媒自由度不够的指责。但中国密切的、充满人情味的民间来往，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西方人却视而不见，或者说没有兴趣去统计。曾经有中国大陆到澳洲悉尼旅游的游客，把悉尼这个世界闻名的城市，形容为“鸟不拉屎的地方”，给人的人文印象是“白天阳光海滩，夜晚啤酒醉汉”，澳洲人有这方面的反省么？西方人与人之间冰冷理性的人际关系的自由度又是多少呢？在自然属性方面，世界第一的中国铁路网，一个春运可以运送半个世界的人口，中国的城市化如雨后春笋，中国的产品遍布世界，其自由度又该如何计算呢？思想属性方面，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幽默、中国人的智慧、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白猫黑猫思想、三个代表思想、封建专制思想、民主思想、基督教思想、佛教思想、儒家思想、道教思想、满天神佛思想、发财致富思想、腐败思想、特权思想、名牌思想、追星思想、哈日思想、哈韩思想、穿越思想、出国镀金思想、色情思想、山寨思想、弄虚作假思想、地域歧视思想、五毛思想、狗粮思想及种种五花八门的胡思乱想，通通有着令人膛目的存在市场，当代中国的多元化思想自由度，绝对是世界第一（注：西方锲而不舍地指责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时，从不考虑言论的对错之分，那么这里的思想自由度也不必分什么好坏档次哈）。
如果有心的专业人士，用统计学全面细致公正地统计三方面属性的自由度，中国的综合自由度绝对是世界第一。目前的中国绝对是一个活力无限的国家。
但是，这样的自由度没有人去统计，那些带着有色眼镜的人也不屑去统计。况且，即使统计出来，也不一定能反映真实情形的好坏。
统计学意义上的自由度并非一无是处，但只能作为一种刚性参考指标，中性地反映某一方面的现状，但不能根据这个现状，来作出好或是坏的主观判断。自由度越高，可以认为社会越开放越活跃，但许多情形下，自由度越高，亦反映出人心越浮躁，不安定因素越多，社会动荡可能性越高。在法律方面，自由度越低，意味着法规越严谨，但亦意味着越没有人情味，孰好孰坏，往往引起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