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理论正在赢得西方世界的广泛认可，其大意是说，世界各国麻烦不断是因为宗教信仰的式微。我认为这种说法实在是有违事实。但凡信仰与这个问题有任何关系，这个世界就会多出很多信仰，数量超过早前时代的。可事实上，导致我们发现自己处于危险境地的因果关系链（正如我试图表明的那样）几乎完全与人类的信仰无关，它与其说是造成麻烦的原因，不如说是结果。

1914年以来，世界大事的演进带有某种类似于希腊悲剧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并非源于外部环境，而是源于参与者的个性。让我们简要地探查一下这一进程的各个阶段。

1914年时，德国人认为自己已足够强大，可以通过武力建立一个堪与英、法、俄匹敌的帝国。结果，英、法、俄携手挫败了它的勃勃野心。后来，俄国退出一战，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中抛弃了传统的帝国主义政策。西方曾许诺把君士坦丁堡还给俄国人(1)，但在俄国单方面与德国签订和约后，这个许诺就不作数了。英法两国得到了美国的帮助，在德国击败俄国以后，战胜了德国。德国人被迫接受了屈辱的《凡尔赛和约》，承认自己是唯一犯下战争罪行的一方。德国人的“恶”，是因为他们发动了战争；俄国人的“恶”，不仅因为他们单独议和，更因为他们拒绝偿付自己的战争债务。所有战胜国后来联合攻打俄国，但被俄国击败，然后他们多少有些惊讶地发现俄国与他们形同路人。

与此同时，德国人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在愚蠢的美国共和党政府导致了大萧条之后，这种情况愈发严重了。苦难引发了歇斯底里，歇斯底里造就了希特勒。西方国家希望希特勒进攻俄国，所以并没有反对他。他们之前曾反对过相对来说无可责难的魏玛共和国，但是通过与希特勒交好，他们向全人类证明了他们其实完全没有道德标准可言。所幸，希特勒是个疯子，最终自取灭亡。西方很高兴接受俄国的帮助来获得这样的结果，虽然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和德国一样山穷水尽，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然强大了起来。英国一向对俄国充满敌意，可是因为惧怕德国，它在1907年到1917年期间迫使自己与俄国保持着一种貌似友好的关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国际社会发展出了一种全新的格局。西欧已经不再重要，苏联和美国是仅有的两个强国。接下来的情况与过去一直发生的多少有些类似，即这两个超级大国相互敌对，都看到了称霸世界的机会。俄国承袭了西班牙腓力二世、拿破仑和德国威廉二世的政策，美国则延续了英国在整个18、19世纪一以贯之的政策。

上述这一切，除了技术之外没有什么是新的。两大强国之间的冲突和过去的一样，只不过技术已然使得强国更强，战争更具毁灭性。如果俄国仍然依附正统教会，那么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两样。这样一来，我们西方人就会指出我们所认为的希腊教会里的异端邪说。我们的宣传，任何读过克里米亚战争(2)记录的人都可以看到。我绝不是在为现今的苏联政权辩护，正如我不该为沙皇政权辩护。我想说的是，这两者极为相似，尽管一个是信奉基督教的，另一个不是。我还想说一句，就算现在的苏联政府信的是基督教，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两样。它和美国之间冲突的是古已有之的强权政治的分歧。从根本上讲，它不是信仰什么和不信仰什么的矛盾，也不是一种信仰和另一种信仰的抵触，而是两个强大帝国之间的冲突，各方都看到了称霸世界的可能。

没有人敢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某种角度上讲是由于发动战争的统治者不信基督教。俄国沙皇、德国皇帝和奥地利皇帝全都是正经八百的基督徒，爱德华·格雷爵士(3)和威尔逊总统也都是。当时只有一位著名政治家不是基督徒——让·饶勒斯(4)，他是一位反战的社会党人，后来遭到暗杀，对此几乎所有的法国基督徒都表示赞同。在英国，只有两位内阁成员因为反战而辞职，他们是约翰·彭斯和莫利勋爵，后者是位著名的无神论者。德国也是如此，唯一的反对意见来自李卜克内西领导的无神论者们。在俄国，当无神论者夺取政权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议和。布尔什维克们确实没有把和平延续下去，但是鉴于所有来攻打他们的战胜国都是信基督教的，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让我们抛开种种政治细节，更加全盘地探讨一下我们的问题。基督徒认为自己的信仰是行善的，而其他的信仰是作恶的，他们对共产主义信仰就是这么想的。我想要强调的是，所有的信仰都有害。我们可以把“信仰”定义为对于某种无法证实的东西坚信不疑。如果能证明，没有人会称它为“信仰”。比如2加2等于4或者地球是圆的这种，我们不会把它叫做信仰。我们只会在希望用情绪代替证据的时候才说到信仰。用情绪代替证据很容易导致争斗，因为不同的集团会用不同的情绪代替证据。基督徒相信基督复活，共产主义者信奉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这两种信仰都需要靠宣传，如果有必要的话，就用战争来捍卫。在这方面，这两者是半斤八两。如果你认为人们应该相信某种不能用理性的方式进行辩护的东西（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人们信的这样东西究竟是什么也就无关紧要了。在你能控制政府的地方，你把这样东西教给大脑尚未发育完全的儿童，你禁止人们读那些内容与此相反的书或者干脆将其付之一炬。在你控制不了政府的地方，如果你足够强大，就会建立武装力量去征服人们。所有这些都是笃信某种信仰所不可避免的后果，除非你像贵格会教徒一样，满足于永远只做势单力薄的少数派。

一些神志看起来正常的人居然认为信奉基督教或可阻止战争的发生，对我来说，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这些人似乎完全不能以史为鉴。罗马帝国在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变成了基督教国家，可是灭亡之前它几乎一直在东征西战。灭亡后，它分裂成几个基督教国家，这些国家继续打来打去，尽管必须承认它们也时不时地跟非基督教国家交战。从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到今天，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基督教国家不如其他国家好战。事实上，一些最血腥的战争恰恰源于基督教不同派别之间的争执。谁都不能否认路德和罗耀拉都是基督徒，谁都不能否认他们之间的分歧引发了漫长而血腥的战争。

有些人辩称，基督教教义虽然可能不是真理，但对于促进社会凝聚颇为有效；基督教或许算不得无懈可击，却好过其他所有同样具有社会凝聚效果的信仰。我承认，我宁愿看到全世界信奉基督教，也不愿看到人们信奉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不太愿意接受这个观点：如果没有有用的谎言，社会凝聚就无法实现。我知道，柏拉图是这个观点的支持者之一，至于讲求实际的政治家的名字则可以写出一长串，但我认为，即使从务实的角度看它也是错的。对于理性的争论就足以解决的问题，没有必要进行自卫。十字军东征或者师出有名，但我想不出它们哪次干过好事。当人们把基督教视为重新武装的一部分时，他们正在夺去它可能具备的任何精神价值。而且，为了使它能成为有效的重新武装，通常认为它必须是好斗的、教条主义的和心胸狭隘的。当人们把基督教当成与俄国交战时的援军，他们所期待的可不是贵格会那样的基督教，而是某种颇有麦卡锡参议员之风的东西。能让一种主义在战时有效的是它的消极面，也就是它对那些不肯奉行这一主义的人的仇恨。没有这种仇恨，它就不能达到好战的目的。可是，一旦它成了战争武器，对于不信仰这种主义的人的仇恨就变得突出了。因此，当两种信仰相互攻讦时，它们各自的阴暗面都得到了发展，甚至复制出它想象的任何在信仰攻讦中有效的东西。

狂热会提升战场上的获胜机率是一个历史无法证实的说法，尽管那些假“现实主义”之名掩盖自己无知的人时常这样认为。当罗马人征服地中海一带时，狂热对他们的成功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古罗马将军们的目的要么是获得神庙里存放的黄金，一半留给自己，一半留给自己的士兵；要么是像恺撒一样载誉而归，这能使他们在罗马赢得选举，并且抵消之前所欠债务。在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早期较量中，基督徒是狂热的一方，而伊斯兰教徒是获胜的一方。基督教捏造了伊斯兰教容不下其他信仰的故事并加以散布，可是把这罪名安在几个世纪前的伊斯兰教身上是完全错误的。每个基督徒都听说了哈里发毁掉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故事。而事实上，这座图书馆反复被毁，又反复重建。第一个毁掉它的是尤利乌斯·恺撒，最后一次被毁时先知还没有出现。与基督徒不同，早期的伊斯兰教徒能容忍所谓的“有经者”(5)，只要他们进贡就行。而基督徒不仅迫害异教徒，也互相加害。

相比之下，伊斯兰教徒因为开明而受到欢迎，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他们的征服行动。后来，西班牙被带着炽热仇恨的犹太人和摩尔人攻陷；法国因迫害雨格诺派(6)陷入灾难性的困顿；而希特勒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的原子弹研究团队里没有犹太人加入。从阿基米德那时起，战争就一直是门科学，精通科学也一直是打胜仗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精通科学很难与狂热相结合。众所周知，因为斯大林的命令，苏联生物学家被迫赞同李森科(7)的错误学说。显然，对每个有能力自由探索科学的人而言，李森科的学说所提高的苏联小麦产量不太可能超过正统遗传学说所提高的西方小麦产量。同样，我认为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原子能研究能否长期持续发展也是非常令人怀疑的。也许苏联现在正在变得自由，也许美国人的偏执将阻碍美方的原子能研究。对此，我不发表任何意见。但是有一点可能很明显，如果知识分子不自由，科学领域的胜利是不可能长久的。

让我们从某种更为广阔的视角来看一看狂热的问题。有些人本身并非狂热分子，却为狂热行为摇旗呐喊，在我看来他们的主张不但是错的，而且是卑劣的。人们似乎认为，除非一个国家的每个人都不得不——要么因为受到宗教迫害，要么因为受的是一种不允许人自由思考的教育——相信一些有理智的人绝对不会相信的东西，否则这个国家就会因为不和而四分五裂，或者因犹豫不决的疑心而陷入瘫痪，以至于不可避免地陷入灾难。就像我之前谈到的，这种观点不仅没有历史先例可资证明，而且和人们预期的东西恰好相反。当一支英国军事探险队1905年进入拉萨时，当地士兵一开始奋起反抗，因为僧人说他们念了咒，可以保佑士兵不被铅弹击中。然而当士兵中弹身亡时，僧人给自己找的借口是子弹里含镍，这让他们的咒语失了效。此后，英国军队在当地很少遭遇抵抗。西班牙的腓力二世深信上天一定会保佑他战胜异教徒，以至于完全忽略了打英国人和打土耳其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兵败垂成。(8)很多人以为，人可以在诱导下相信某个领域中有悖于事实的东西，同时又在另一个领域保持科学头脑。事实上并非如此。要想让自己的头脑始终接纳新的证据绝非易事，而且几乎不可能只对某个方向如此，在另一个方向上则精心呵护自己的愚昧无知。

一个人如果不借助让人安心的神话就无力应对生命中的危险，那他不仅软弱，还有点让人鄙视。而他某种程度上也差不多意识到了这些只是神话，自己之所以相信，不过是因为它们听着让人安心。可是他不敢面对自己的这个想法，因而不能通过反思得出任何合乎逻辑的结论。此外，由于他（尽管很微弱地）意识到自己的观点不合理，所以当人们提出质疑时他就会勃然大怒，进行宗教迫害或政治迫害，采取审查制度以及一种狭隘的禁锢式的教育体制作为统治政策。如果他成功了，就会导致人们都变得胆小怕事、不敢冒险、固步自封。让人们变成这样正是威权主义统治者一贯的目的。他们通常会得偿所愿，而这样也把国家引向深渊。

许多对所谓“信仰”的反对意见，并不是依据受怀疑的信仰而做出的。你可能相信了《圣经》《古兰经》或者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文字感召力，但无论你对其中哪一种感兴趣，都必须闭目塞听不接受证据；一旦你选择在一个方面闭目塞听不接受证据，你就会在另一个方面也这么做，只要诱惑足够大。惠灵顿公爵从不允许自己怀疑伊顿公学操场的价值，(9)因而也永远无法接受来复枪(10)比老式滑膛枪先进的事实。你也许会说，信上帝并不像信伊顿公学的操场那么有害。我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争辩，我只想说它会变得有害，其程度和你暗自怀疑它是否与事实相符的程度成正比。重要的不是你信仰什么，而是你如何信仰它。有段时间，相信地球是平的也是合理的。当时，这种信念并没有造成应归咎于所谓“信仰”的种种不良后果。但在当代，那些仍然坚信“地球是平的”的人必须拒绝理性思考，并且敞开头脑去接受这个荒谬的想法乃至所有的荒谬言论。如果你认为自己的信念是建立在理性思考之上的，你可以通过辩论而不是迫害来维系它，如果辩完证明你是错的，你可以放弃这个念头。可是，如果你的信念是基于信仰的，你会意识到辩论没用，于是诉诸强力，要么实施迫害，要么用所谓的“教育”遏制和扭曲年轻人的思想。后一种是尤为典型的懦夫行为，因为钻了年轻人头脑不成熟、疏于设防的空子。很不幸，各文明国家的学校里或多或少都在这么做。
除了一般性的反对信仰的论据之外，还有一种特别可恶的观点，说什么采纳“山上宝训”中的教义能让原子弹更有威力。如果我是个基督徒，我会认为这简直太亵渎神明了。

我不认为教条信仰的沦丧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我承认新教条体系，比如像纳粹的，甚至比旧体系还要糟糕，但是如果年轻人从没被灌输过正统的教条，那新体系可能永远也不会取代它占据人们的思想。斯大林的语言里充满了对神学院的回忆，他是在那里受的教育。世界需要的不是教条，而是一种科学探索的态度，与此同时还要相信折磨几百万人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不管这是斯大林下的命令，还是根据信徒的形象想象出来的神所为。
      
(1)英、法和俄国在1915年签订《君士坦丁堡和海峡问题秘密协定》，承诺君士坦丁堡战后属于俄国。——译注

(2)以俄罗斯为一方，以英国、法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及（1855年开始的）撒丁-皮埃蒙特为另一方的战争。俄国对巴尔干存在扩张主义野心，企图在奥斯曼帝国建立保护东正教基督徒的摄政政体，导致这场战争的爆发。1853年7月，俄国占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10月土耳其宣战。1854年3月，随着土耳其舰队在锡诺普港被击溃，英国和法国参战。联军围攻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港市达一年之久，俄国军队终于在1855年9月撤离该港口。1856年在巴黎正式达成和约。双方各损失25万人的兵力，许多人在克里米亚条件极其恶劣的医院里病死。——译注

(3)1905—1916年任英国外交大臣。——译注

(4)巴黎地铁2号线和5号线停靠的Jaures站，即以他的名字命名。——译注

(5)指犹太教徒和基督徒。——译注

(6)16—17世纪法国新教徒形成的一个派别，长期惨遭迫害。——译注

(7)苏联农学家，坚持生物的获得性遗传，否定孟德尔基于基因的遗传学。他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使用政治迫害的手段打击学术上的反对者，使他的学说成为苏联生物遗传学的主流。——译注

(8)西班牙的腓力二世积极对外扩张，1571年全歼奥斯曼帝国舰队，1588年远征英国却大败而归。——译注

(9)据传惠灵顿公爵说过“滑铁卢战役赢在伊顿的操场上”，这句话纯属讹传，却广为人知。——译注

(10)即线膛枪。——译注



贴主:捕风于2022_05_23 9:29:53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