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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变时代来临(外三篇)

送交者: 余东海[♂★★义勇兵★★♂] 于 2022-01-13 18:49 已读 2298 次 2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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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变时代来临(外三篇)
这几年变化很大,接着而来的将是更大的变化。思想更杂,人心更乱,不确定因素更多,政治社会变数更大,更不可测。时而变好,时而变坏,上下无常,进退无恒。当然,整体是向好的,阵痛之后是儒家全方位的复兴和新文明宁馨儿的诞生。

巨变时代,无论强人还是弱势,高层还是底层,危险系数都会大增。尤其是那些奸邪凶恶之徒,政界商界原来仿佛不可动摇的庞然大物,将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五常道是最好的护身符。士君子于个人学业和儒家事业,都应戒骄戒躁,勿忘勿助,从容正道,以俟时机。

巨变社会,任何背景和后台都靠不住。深厚布景的消失、巨型冰山的消融有时只在刹那间。说真话、说真理或有风险,与真理、与儒家为敌,风险更大。故最容易坠落和崩溃的是敌视、反对、封杀儒家的人物及势力。儒家代表天理良知,代表历史前进最正确的方向,代表中华民族的光辉未来。

有联写志抒怀曰:巨变风云不变我,无情岁月有情人。乾坤不正、沧桑巨变的时代,人最容易沦为轻薄桃花或颠狂柳絮。唯有确乎其不可拔的君子,方能守死善道,以不变应万变。岁月无情人有情,君子是天下最多情、最深情、最大情的情种。苟利天下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初作于2018-2-27,定稿于2019-12-1

应该爱民族,不许主义化
儒家反对民族主义,反对以民族区别华夷。华夷之辨的标准是文化和文明而非民族。无论什么民族,只要接受儒家教化,皈依礼乐文明,就进步为中华;即使是汉族,如果反孔反儒背天逆理,就蜕化为蛮夷。汉族百年来比古来所有蛮夷更野蛮。

由于文化丧根失本,道德丧魂失魄,百年来知识群体一大病症是,爱什么、重视什么就把什么主义化。殊不知,很多好的、重要的、应该热爱或追求的东西,一旦主义化,性质就变了。例如,民主、平等、科学、集体、国家、社会、民族等等,主义化就意味着负面化,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或说,有时候民族主义是必要的,例如在抵抗外族侵略的时候,就有必要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答:面对外敌,保族卫国,人人有责,不需要把民族和国家主义化,任何时候都不需要。即使面对外敌,王道政府也不允许将民本位的原则改为民族本位。

王道政府对汉族少族一视同仁。中华境内,各族人民的法律地位、政治权利和发展机会一律平等。在政治上,少族固然不能特权化主义化,汉族同样不能特殊化本位化。民本位和民族本位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主义即本位。政治上,只有“人”和“民”有资格主义化。西方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主义、自由主义属于人本位。儒家政治上是民本位,这个民,既指民之个体,又指民之全体,故个人性集体性兼备。民本位又归结为道德上的仁本位。西方人本文化缺乏道德眼光,不识人的天性,故不如儒家深刻中正。

民族主义是野蛮民族或野蛮政权的一大标志。如希魔是雅利安主义,日寇是大日本主义,洪杨帮是汉族主义,都与文明绝缘。汉族建立的儒家王朝皆非汉族本位、汉族主义。历代儒家王朝中唯元清两朝的民族主义倾向始终未能消除,元朝是蒙古主义,清朝是民族主义。故这两个王朝是所有儒家王朝中品格最低的。

民族主义容易对外树敌,对内伤民,以民族的名义侵犯民权,伤害个体。这是民族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更不以某些人对民族主义美好的定义和愿望为转移。民族主义与虵蜖主义、国家主义都属于集体主义范畴,与人本主义和仁本主义政治都格格不入。余东海初作于2018-3-6,定稿于2019-12-1

知其不可而为之
无论怎样努力,今生今世救不了世道,建不起王道,致不了太平。对此孔子应是能够预料的,但不影响孔子师徒传道弘道终身不懈的努力,也不影响这种努力的人道意义和历史意义之重大。救世道、建王道、致太平是一项历史性的工作。世道可救,王道可建,太平可致,这是儒家的信念,也是历史的事实。

“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句话体现了孔子锲而不舍、孜孜不倦的的追求精神,是石门看门人对孔子的评价,当时孔子无异议,后来又被孔门弟子隆重收入《论语》,可见得到了孔门师弟的认可。

莫问可不可为,为之自有意义。人世间很多事,可不可为,可以两说。不为则肯定不可,为之则未必不可。此地不可未必异地不可,此时不可未必彼时不可,现世不可未必后世不可,质变不可未必量变不可。即使一切不可,为之本身就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可以成德成圣成就良知的光明。初作于2018-3-9,定稿于2019-12-1

我的架子
前不久故人来访,劝我出来动一动,做点实事,为儒家也为自家。我很认同,无可无不可。但是,要我主动找人甚至求见什么人,则没必要。何况老成凋零,相识相知的前辈们大多已经作古。我也不愿放下搭了二十多年的八尺高的文化架子,嘿嘿。
 
我的架子是从孟子手中继承下来的,不高不低,刚好八尺。世人喜欢向弱势群体和下属摆架子,东海恰恰相反,对方地位越高,我的架子就越大。曾有自题联曰:留平易近平民,架子偏朝高处大;向虎狼横虎步,枭心自许古来雄。枭,原先是老枭的枭,后来成了木鸟。呆若木鸟了,架子仍没缩水。

有联自题曰:敢怒敢言能养气,不攀不绝只随缘。敢怒敢言,是因为能够养气,即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下联谓既不攀缘也不绝缘,只是随缘,唯努力于文化学习和道德实践,其它一切顺其自然。俗话说,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用孟子的话说,修其天爵,不问人爵。余东海初作于2018-3-28,定稿于2019-12-1

苏辙三权论
苏辙有文曰《史官助赏罚论》,将天、君、史官三权相提并论。文章说:

“域中有三权:曰天,曰君,曰史官。圣人以此三权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权而后能寿夭祸福天下之人,而使贤者无夭横穷困之灾,不贤者无以享其富贵寿考之福。然而季次、原宪,古所谓贤人者也,伏于穷阎之下,布衣饘粥之不给。盗跖、庄蹻,横行于天下,食人之肝以为粮,而老死于牖下,不见兵革之祸。如此,则是天之权有时而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赏罚之权于天道所不及之间,以助天为治。然而赏罚者,又岂能尽天下之是非!而赏罚之于一时,犹惧其不能明著暴见于万世之下,故君举而属之于其臣,而名之曰史官。盖史官之权,与天与君之权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无遗天下之是非。”

《易经?系辞上》说:“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尚书?蔡仲之命》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所以“天之权能寿夭祸福天下之人” 。然而自然的天道、天理和因果,有时不能及时而即时地体现人道的正义和现实的公正,即“天之权有时而有所不及”,故有赖于人君从政治、法律层面主持公道,“用其赏罚之权于天道所不及之间,以助天为治。”

政治、法律之赏罚,也不能尽天下之是非,还需要史官的辅助。君主助天为治,是替天行道;史官则可以助君为治,助君行道,补政治之不足。天之权、君之权与史官之权相辅相成,方可以保障人世公道,无遗天下是非。2019-12-1
贴主:余东海于2022_01_13 18:49:56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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