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从罗马的一座建筑说起。居士如果去过罗马，会发现城内大部分中世纪教堂现在已经改头换面披上了巴洛克的外装。据说唯一保留着哥特式风格的只有万神殿侧后临街相望的那座似乎不那么起眼的“女神殿遗址圣母堂”（Basilica di Santa Maria sopra Minerva），道明会宗教裁判所曾经的所在地之一。我还是先费点口舌说说这个道明会之来头，然后再聊这个教堂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的镇堂之宝《信仰的胜利》和道明会的镇邪教大神阿奎纳。

基督教内山头林立的修会，自6世纪的本笃会起，最初都是仿效使徒及初代教会的隐修会，主张返璞归真清苦禁欲甚至共产主义的祈祷修行生活。哲学上他们倾向于斯多葛主义，并不关心他人信仰的同异以及心灵之外超自然的形而上学命题的辩论，而是希望经历苦难的修炼来领悟超脱世俗的人生真谛和涅槃重生，而智力和知识上的追求则被认为是异教的卑鄙行为。

12，13世纪，受到北非和伊比利亚（今西班牙）阿拉伯先进文明的影响，自5世纪初始终将古希腊LOGOS文化敌视为伊甸园中的苹果，曾凌迟过希腊女数学家，查封过雅典柏拉图学院，禁止过古希腊哲学，焚烧过古希腊人文图书的罗马基督教也转而开放世俗人文教育，兴办大学和图书馆。所以，现代大学的兴起并非如毗邻居士您以为的那样，来自高瞻远瞩的教皇宝宝一道LOGOS命令，而不过是历史的车轮下基督教世界抄袭阿拉伯人已经写了几百年的作业而已。否则，清末那些国立学堂的兴起岂不也要感谢老佛爷或者八旗遗老们“一声令下”之功德？

咱还是回到基督教的修会。此时又出现了两个新的托体派修会，道明会和方济各会。然而教皇时代已经不同于以前的国教时代。绝对权利导致绝对腐败，任何以清苦生活为戒律的修会会规或教义对于教会当权者们的奢华贪腐来说都是是一种难堪的讽刺。对此，教廷采取了“解决”腐败问题的高压措施，责令所有修会章程中去掉艰苦清贫之类的文字，并严禁修会谈论艰苦朴素反腐倡廉，否则将按异端论处。比如后来（15世纪初）导致15年胡斯战争的那个胡斯，就是因为提倡教会廉洁而被教廷以异端罪处以火刑。13世纪方济会中某些拒绝从会规中去掉贫修之类的字眼者也几乎被判为异端。在这种高压之下，道明会和方济会修会逐渐脱离了斯多葛主义，转而热衷于在受过良好教育者中拉拢能言善辩的宣道修士（与现代 “戴三块表”异曲同工），并以宣道和反异端为己任。

宣道洗脑不是免费发鸡蛋，肃清异端则更不是请客吃年饭。这方面身着黑装，有着“主的猎犬”之称的道明会最为极端，以让人人自危的宗教恐怖，无情地从精神和肉体上剿灭异端信仰来践行自己的使徒之行。道明会13世纪在普罗旺斯主导对异端的残酷镇压，以及在法国南部阿尔比参与十字军对异端的无差别屠城，都为后来的布尔什维克们提供了“信仰”洗脑的经典教科书。无怪乎道明会成立伊始就被教廷授命主持堪比日寇宪兵队的异端裁判所。

如果道明会是布尔什维克的先师，那么与其颇有芥蒂的方济各会则相当于立场折中的改良派孟什维克。当然，不仅仅在是否对异端实行恐怖和高压专政上形同陌路，这两派的神学观念更是针锋相对，并折射了之后意大利和英国不同的文明兴衰。拜道明会的异端裁判所之“福”，意大利文艺复兴昙花一现功亏一篑。与其相映，诸如罗杰培根，董思高（邓-司各脱），和奥坎姆的威廉等诸多方济各会修士则可以说是启蒙了启蒙运动，是启蒙者的启蒙者。不知道居士您有没有注意过或者意识到，中文网上诸多原教旨主义信徒们对西方神学的茫然无知与当年义和拳迷信刀枪不入的那种愚昧如出一辙，而他们对异端的憎恶（比如对达尔文进化论那种切齿的憎恨）大都接近于当年“主的猎犬” 那种布尔什维克般的极端心态，甚至时时傲慢地以布尔什维克专政者自居来裁判异己。

再给居士您往前扫盲几百年。远在道明会及其异端裁判所出现之前，基督教各派在神学“信仰”教义上的分歧和争论都是以基督教大公会议的方式来商讨裁决。俗话说的好，无事不起早，这些神学教义分歧的背后绝非居士您以为的是对信仰和真理的追求，也不是吃饱了之后的意识形态的无聊嘴炮，而是神权利益和真金白银世俗财富的瓜分和争夺。TO BE OR NOT TO BE，攸关富贵与贫寒，甚至生存或毁灭。被裁定为正教学说的一派，不仅仅意味着戴上了掌握天堂之门钥匙的光环，更令人垂涎的则是能够获得了更多人间的权利和巨大的世俗实惠（免除税务，瓜分土地，以及信徒的纳奉）。被裁定为异教邪说的一派不但会被流放赶出教区，罚没财产，甚至信徒们会被杀戮或贩卖为奴（比如阿尔比被十字军屠城），这些手段绝不是后来打倒彭德怀刘少奇时才有的发明，而这些基督徒对基督徒自己的杀戮也让之前以迫害基督徒知名的罗马皇帝尼禄和戴克里先小巫见大巫。

最早的大公会议是4世纪初基督教国教时代（教皇时代之前）的第一次尼西亚公会，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召集，裁判基督教神学的三位一体教义，即耶稣基督（圣子）与创世纪中的造物主（圣父）是否为“同一个神”（即是否同质）。用公孙龙的话语来描述就是：白马黑马是马的殊相，并非实体，而只是那个唯一一个实体的共相马的不同位格。对这种白马非马论，毗邻居士显然是一头雾水完全没有概念，否则居士您绝对不会连篇累牍“茴”字有多少种写法式的谈LOGOS，更不会拿一个反对三位一体，不承认基督是神的异端牛顿来传教。当然，三位一体搞的确实草泥马令人费解，特别是对于老中里面那些除了咒骂进化论以外从不读哲学不读神学不读西方历史不读西方人文的原教旨主义识字的文盲教徒们。其实，这也是神学家们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基督教源于犹太教，虽然不再要求信徒们人人去割皮包，但表面上还要假装自己始终恪守十戒，特别是只敬唯一一个造物主为神。如何让造物主和耶稣基督双双都是神（外加圣灵也是神），却又只能有唯一一个实实在在的神，这事前前后后让基督教神学家们操碎了心。这有点像朝廷当年的纠结，既要声称自己坚持马列主义白猫，又要放开大搞资本主义黑猫，我太难了，所以出了“猫”论。基督教神学家们则从早期的德尔图良开始，用柏拉图的理型论为自己背书忽悠出这个“三位一体”论，将耶稣基督晋升成了亚当夏娃的制造者本尊的显现。俗话说，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说法要用一百个难以自圆其说的说法去自圆，所以又有后面层出不穷的诸如圣母童贞怀孕，道成肉身等等一厢情愿凭空臆造的洗煤球教义。德尔图良美其名曰 “正因其荒谬，所以我才相信”，我去，比那句“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还要二。

堪称基督教的庐山会议的第一次尼西亚公会上，除了些鸡毛蒜皮的决议（比如复活节是哪一天等等），教徒们应该记住的是三位一体派（“同质”）派获胜。这场大公会上被裁判为异端之一的则是否定三位一体，否定耶稣基督神性，并提倡教会清廉的阿里乌派（也译亚流派）。应该是他们所提的反对教会敛财那一条动了盆满钵满的与会教父们的奶酪，让这个基督教中彭德怀式的反党份子成为众矢之的，最终被流放到日耳曼向蛮族们传教去了。后来有个阿里乌派教士甚至在那里为哥特人创造了文字。再后来，短短几代人之后，这些日耳曼蛮族阿里乌们为躲避匈奴人入侵跑到意大利投靠基督同宗远亲避难，没料到擦枪走火一语不合闹成了全武行。此时罗马八旗“信仰”琐男们已经不堪一击，蛮族阿里乌远表亲们轻易地攻占并血洗了整整800年未曾沦陷的永恒之城罗马，包括捣毁了那座曾坐落于现在道明会异端裁判所教堂所在地的古罗马女神殿。

抱歉，给毗邻居士扯远了，因为除了圣经之外，大部分信徒实在需要哲学历史甚至神学扫盲才能继续下面的对话。咱还是回到尼西亚公会，君士坦丁大帝本人并不是基督徒，所以公会之中他只是作为吃瓜群众旁观双方为“信仰”撕逼，只关心这场口水战不要撕裂自己的帝国，对裁判结果并不介意甚至事后对阿里乌网开一面。十年之后大帝临终前受洗成为基督徒，皈依的反而是尼西亚公会上裁定为异端的阿里乌派。虽然之后几次大公会议再次确立了“父子同质”的三位一体教义，但君士坦丁大帝和稀泥之举以及后来同样也皈依阿里乌派的哥特等蛮族占领罗马让阿里乌派卷土重来。直至法兰克的部落首领克洛维（后来成为法兰克开国国王）放弃阿里乌而皈依罗马教廷，人狠话不多“留发不留头”才让阿里乌派逐渐销声敛迹。

到了13世纪的教皇时代，教皇宝宝已经一言九鼎是神唯一的代言人，异端裁决这种与权利和财富无关的“小事”已经不必兴师动众拿上公会，而是由教宗指定的异端裁判所裁决。当道明会出现后，形而下“公务”繁忙无暇兼顾及形而上的教宗就将异端裁判所交由道明会掌管。道明会不仅参与过对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和阿尔比反三位一体“信仰”并主张清廉的清洁派的镇压和屠城，也曾裁判以异端罪判处布鲁诺和伽利略。

居士您读的中学教科书估计是告诉您布鲁诺是因为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在1600年被异端裁判所判处火刑。其实布鲁诺让异端裁判所视为眼中钉之罪并非日心说，而是传播诸多与基督教核心神学相违背的教义，包括以阿里乌邪说否定三位一体，并质疑圣母童真说等等，处处刺痛教廷的“信仰”。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被判处的是倒立捆绑的火刑。无独有偶，在此之前另一位反对三位一体的科学家塞尔维特则曾被异端裁判所以炮烙式的火刑处死。道明会这方面别出心裁的“智慧”不要说让布尔什维克黯然失色，连殷纣王都相形见拙。

被道明会因否定地心说裁判有罪的并非布鲁诺而是其后的伽利略。否定地心说显然不如否定三位一体等神学教条触动教廷的神经，所以伽利略并未像布鲁诺和塞尔维特那样按敌我矛盾被处以极刑。那座“女神庙遗址圣母堂”，正是道明会异端裁判所对伽利略进行裁判的所在地。

1642年伽利略在郁郁之中离开了这个世界，也标志着意大利文明走入崖山之后。从此，LOGOS基督教的中心，天使之城所在的亚平宁半岛在现代文明史中始终是二线板凳队员，乏善可陈。洗地侠们经常想让地理位置当背锅侠，天使之地风水不佳未能成为大航海年代的暴发户。但与曾经是暴发户又回到二线板凳的西班牙和未能成为暴发户却能担当现代文明得分主力的德法相比，意大利（以及“从前阔”的西班牙）也只能责怪本土的异端裁判所这个猪队友太给力了。

因为英国王室与罗马教廷分庭抗礼，君主不尿教皇，异端裁判所始终未能染指不列颠。伽利略在意大利离世的同年，伴随着启蒙运动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乡巴拉（Shambhala）悄然而起，现代科学和反三位一体“信仰”的阿里乌双双迎来了他们共同的转世灵童--牛顿。

道明会吊打伽利略的那座“镇妖之所”圣母堂中有一幅堪称其镇妖之宝的湿壁画《信仰的胜利》（TRIUMPH  OF FAITH 见下图）。该画作者是小利皮（菲利皮诺-利皮）。他是老利皮（菲利普-利皮）之子，又是大名鼎鼎的波特切利之徒。所以这幅湿壁画兼具老利皮和波特切利之风。画中头顶地中海脚踏小魔鬼端坐C位的黑衣者是道明会的镇坛大神，托马斯阿奎纳。排列左右的四位女神（依从左至右次序）分别代表哲学，神学，修辞，和辩证，而托马斯阿奎纳无疑则代表着这幅画的主题，“信仰”。除了头戴皇冠有通天能力（手指天空）的神学女神之外，哲学，修辞，和辩证女神显然都是“信仰”的陪衬婢女。

道明会教堂中这幅《信仰的胜利》以艺术虚构意淫了“信仰”完胜异端。画中的阿奎纳手捧他自己的巨著《反异端大全》，穿越时空碾压台下一众异端邪说。画面左侧身着黄袍白发白须者即为尼西亚公会上被裁判为异端的阿里乌。右侧红袍者则为在该次公会上也被裁判为异端的另一派三位一体的反对者萨博流。如果阿里乌异端布鲁诺，塞尔维特，牛顿，甚至达尔文等出生在这幅绘画出现之前，也逃不脱出现在台下那些被吊打的异端之列。

阿奎纳之所以被如此追捧奉为神明甚至站上C位与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被奉为神明的原因差不多，都是因为他们为“信仰”建立了集大成的理论体系。前者是抄亚里士多德，而后者（的一部分）是抄黑格尔。

威尔杜兰（WILL DURANT）曾经说，亚里士多德哲学是古希腊文明留给基督教的特洛伊木马。这有两件事必须说清楚。首先居士大概以为将特洛伊木马领入基督教的是阿奎纳。其实托马斯阿奎纳是得益于1204年十字军第四次东征时对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同胞屠杀和抢掠而来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原著（在其之前，基督教世界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了解来于1085年收复伊比利亚后获得的阿拉伯文译本）。所以，西方文明复兴知识上的“原始积累”来自一个落后愚昧者屠杀洗劫一个先进文明者所获的赃物。而从这幅颇具专政意识的《信仰的胜利》能看出，这种出自杀人越货赃物的“文明”并没有彻底摆脱其野蛮基因，更没有得到LOGOS真正的精神。

居士也许要问为什么我这么说，那么请看看居士自己大谈LOGOS的古希腊文明。在古希腊LOGOS的文化基因中，理性思辨和学派论战不存在正义战胜邪恶这种角色设定。用现代的例子，文明的基因绝对不会以天理战胜异端来看待日心说对地心说的胜利。托勒密及其被推翻的地心说依然会被视作文明史上杰出的科学家和令人惊叹的理性思维的科学成就。同样，在这种LOGOS文化中，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因其作为理性思维的推断，即使最终部分甚至全部被推翻，也不过是托勒密地心说第二，而绝不会被视作异端或邪恶。近代历史中，凡是相对论遗传学或量子力之类被政治和宗教“信仰”按地上摩擦之时，都是野蛮基因当道之日。

《信仰的胜利》表现出的反LOGOS的野蛮基因，已经注定了之后对布鲁诺和伽利略的审判，注定了意大利文明复兴最终的滑铁卢，也注定了今天仍以咒骂达尔文进化论为投名状的那些教徒的愚昧。所幸，道明会的“胜利”和托马斯主义将迎头碰上来自方济各会的一把剃刀，这是我们后面要谈到的阿奎纳领进基督教神学的特洛伊木马的第二件事。

【一个哲学家的五十度灰】那帖中我曾搂草打兔子曾经说到过这个阿奎纳。阿奎纳属于中世纪经院哲学和神学的教廷御用权威，“主的猎犬”中的战斗机。其才智是宣教和论辩，辩护教义，驳倒异端，而并非思辨，质疑教条，否定自己。其集大成之作《神学大全》和《反异教大全》大多出于多年宣道卫道问答及笔记，而不是对宗教神学无禁区的CRITICAL THINKIN探究。阿奎纳将亚里士多德哲学引入神学的目的也绝非是用理性思维剖释神学教义，而是为神学和宗教披上理性的迷人外衣，让被阉割的理性为之所用。正如《信仰的胜利》所表现的，理性哲学一方面成为宗教的婢女，另一方面成为吊打异端的大棒，与马列主义们所说的“哲学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异曲同工。现在居士您迷信的 “哲学的尽头是宗教”，就属于神学被阿奎纳亚里士多德哲学化的后遗症。

以“神学是符合理性的科学”为前提的阿奎纳又不得不自己画地为牢，顾及诸如三一等等反理性反科学的神学教条。所以，哲学上托马斯主义无法达到古希腊和东方哲学的那种洞见，科学上阿奎纳则又只能依靠独断的未知去论证超验的不可知，经不起推敲和追问。不久前居士您在本坛用 “世界为什么存在而不是不存在”来证明上帝的存在。您津津乐道的国王新衣，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证明先有神，其实就是照抄 “阿奎纳五路”，对上帝存在的五条“两三句话的证明”。这种以超自然的神来两三句话地“解答”自然科学命题的神汉套路其实与理性思维背道而驰，犹如将神作为废纸篓，说不通道理就丢进去。这类充斥主观臆断自欺欺人的“证明”除了让“主的猎犬”们宣道时忽悠盲从的信徒，或者热衷于辩论“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的经院哲学关起门来自娱自乐，对思辨哲学和人类对自然的科学认知来说不过是无聊的垃圾。

19世纪的东方忽然面对西方文明汹涌而来时统治精英们持三种不同的立场。其一是以老佛爷和清廷八旗王爷们为代表的保守派，拒绝并禁止西方文化传播，视其为奇技淫巧。其二是以张之洞，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倡并推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三则是日本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派。

与其对应，12世纪末和13世纪初欧洲人面对忽然涌现的亚里士多德著作（从伊比利亚的阿拉伯人图书馆中及稍后不久从君士坦丁堡抢掠所获的希腊文书籍中）时也有三种类似的态度。其一，类似老佛爷和八旗遗老们，教廷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阅读及传播始终予以禁止和谴责，直至13世纪末。其二，与洋务派相仿，以道明会阿奎纳为代表，倡导“神学为本，亚学为用”，企图让亚里士多德为神学和宗教所用，即认为理性和科学之本是宗教和神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科学或哲学的尽头是宗教），而理性可以用来把握信仰（神的存在），科学可以用来论证神学（诸如三位一体）。其三，则与“洋务派”的阿奎纳南辕北辙并与其互相诟病论战的方济会一派。该派观点类似福泽谕吉，提倡LOGOS所代表的理性与宗教信仰分离，对诸如三位一体等神学八股予以批判，以理性思辨的态度去吸收发扬亚里士多德思想。其代表人物为罗杰-培根，董思高（邓-司各脱），和奥坎姆的威廉，以及巴黎大学诸多世俗学者和教员们。

这里插一句，虽然教廷对亚里士多德有禁止令，但巴黎大学受1231年《独立宪章》庇护仍能在校内讲授并讨论亚学（为什么教皇会“大发慈悲”发这个庇护令那段故事因立体太远，只能砍了）。然而教廷与校方对学校的这种教学自由权利仍时有争议。当时在学的道明会修士阿奎纳则站在反对教学自由的教廷一方，并被教宗选为辩论代表且大获全胜，以至后来阿奎纳在获得学位时受校方阻挠颇有麻烦。

现在咱们开始说前面留下的关于特洛伊木马的第二个话题。如果亚里士多德哲学是古希腊留给基督教的特洛伊木马，阿奎纳将其领进了神学，那么从特洛伊木马中先后一跃而出的是谁？这是两名方济会修士，董思高（邓-司各脱），和紧随其后手持那把知名剃刀的方济会修士--奥坎姆的威廉。

按照董思高的观点，阿奎纳“神学是符合理性的科学”完全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意淫。哲学和神学的形而上面对完全不同的对象，被造物VS神和信仰。前者可以靠理性来把握，而后者则超出了人类理性范围，只能依考信仰和启示。阿奎纳5路那种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来证明或描述上帝（比如三一论），或者以上帝的存在回答哲学命题，等于是将神学和信仰归结于庸俗且于干巴巴的理性逻辑，即贬低了哲学，也判了神学和信仰的死刑。

而继董思高之后，奥坎姆的威廉则干脆一把剃刀砍掉了神学。当然，他不是无神论者，所以并不是将神学扔进垃圾桶，而是否认了神学的绝对客观性。他认为神学并不是超越人类意识的客观存在实体，神学只是人类思维中的“共相”。作为唯名论者（或概念论者），他认为“共相”不是实体，只是人类心中的概念。这等于说要么三位一体等于三神论，要么三位一体就是垃圾，否定基督的神性。

前几天曾提到的怀特海所言：“宗教是个人内心沉寂的深思”，其实就是奥坎姆的威廉所说，神学是人们概念中的“共相”。虽然他不否认宗教也涉及社会性（比如道德观社会观），但他的意思无疑是强调信仰和宗教的意义在于个人精神世界中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修炼，而不在于信仰的对象在精神境界之外是否存在，物质世界及其法则是否是自己所信仰的那个神的创造。

有人说基督教最大的失败就是其4世纪的胜利（成为罗马国教），导致其迅速地腐败，庸俗，并权力化。站在怀特海这个视角来看，阿奎纳，道明会，乃至基督教信仰的胜利也同样是其最大的失败！因为信仰的敌人在个人的内心，而不在他人和“异端”的见解之中，更不在从精神甚至肉体上消灭那些异端。也许阿奎纳最后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忽然中断了《神学大全》的写作，心灰意冷地悲叹： “写不下去了，那个启示告诉我，我至今所写的一切都毫无意义。”
2021-12-4 于加州湾区
贴主:塞翁寻马于2021_12_05 0:35:09编辑
贴主:塞翁寻马于2021_12_08 2:25:54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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