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在的很多文学和影视作品之中，康熙帝一直都被塑造成一个圣明有能之君。他一开始是被权臣鳌拜压迫的受害者，靠着韬光养晦除去鳌拜亲政之后，就勤政爱民，励精图治，开启了“康乾盛世”的序幕。


在梁启超眼中，康熙帝是一个“廓达大度的人”，不仅仅在政治上采取“宽仁之义”，在学术上也十分开放，有“宏纳众流气象”。在曾国藩眼里，康熙是“六祖一宗，集大成者”。在启功眼里，在整个康乾盛世中， “康熙时代最强盛，雍正次之，乾隆最差”，从这么多有识之士所言，我们就可以看到康熙皇帝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圣君形象了。

事实上，康熙帝也确实做出了很多功绩，他曾经派军三征噶尔丹，维系了北方边境的稳定，牢牢守住了新疆；后来又接连打败了准噶尔军队，守住了西藏这份宝贵的领土；他跟沙俄政府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让清朝的版图变得空前绝后的大，等等等等，凡此种种，也确实是康熙帝的功绩。


但是除了在军事上的功劳之外，在大多数人的认知当中，康熙帝还是一个促进满汉民族融合，缓解国内民族矛盾，在朝中任用汉人官员，同时将中原传统带到了满族族内，同时他还亲自出京巡视体察民情，在巡视之中还勒令卫兵不得阻止百姓靠近，显然一副亲民的仁君形象。
但事实上真是如此么？考古专家近些年里发现的康熙帝亲自批复的奏折，却给我们揭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康熙帝。

我们都知道，1644年清军入关之后，是一直采取了各种屠城政策的。因为清朝军队数量不过5万多人，他们的亲属加起来也不过20万之众，即使算上其他所有的旗人，跟中原汉人相比还是显得太少了。


而这么少的人却要统治人数庞大的中原各民族，清军便选择了屠城之举，一方面削减中原人口，一方面树立清军不可战胜的形象，以使汉人臣服。在1645年，由爱新觉罗·多铎发动的“扬州十日”惨案中，扬州城内整整80余万人死在了清军铁蹄之下，在“嘉定三屠”之中，清军将百姓赶到河中淹死，以至于“水为之不流”。

而这一类屠杀在当时全国各地都有发生。当然，这些发生在清初的屠杀，跟康熙并没有关系，但是从此之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出，当时的满族理念之中，中原各族的命都是不值一提的。


而康熙帝也“继承”了先辈这种暴戾的“传统”。当年清军之所以能够攻下中原，跟吴三桂的开关和协助是脱不了关系的。而到了1673年的时候，康熙帝就想来个“兔死狗烹”之法，下令撤除三藩，想要瓦解吴三桂的权力。

于是，吴三桂等人发动了叛乱，康熙帝立即派兵镇压三藩之乱。因为清军之前对中原的屠杀实在太过惨烈，因此当吴三桂打起了“反清复明”的旗号之时，在清军屠城之中家破人亡的百姓就开始支持吴三桂起兵。


因此，清军在平定三藩之乱之时，就再次开始了屠城和掠夺之举，他们每攻下一座城池，不臣服的就杀头，臣服的，无论男女老幼无辜与否，都尽皆被俘虏为奴，过上了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

当时作为平叛大将的李之芳，因为身为汉人，虽然名为大将，但是却无法约束八旗士兵残害百姓，只能上书向康熙帝奏请，希望康熙帝下令约束八旗士兵将领的屠城和俘虏之举。


康熙帝却批复说，这些百姓都是支持吴三桂谋反的刁民反贼，我清朝天军冒着身死的危险前往平叛，你可怜这些刁民，怎么不可怜我冒死拼杀的满清天军呢？这些刁民支持反叛，都是罪有应得！即使田地和房屋全都被侵占，甚至于家破人亡，那也是自作之孽。

根据在故宫已经发现的奏折和史料，当时康熙帝恢复李之芳的话，是这么说的：“地方奸徒辄行倡乱，所在背叛，忠义全无。绅衿兵民人等，或附和啸聚，抗拒官军……或窝藏奸细，潜通消息。轻负国恩，相率从逆……即今田庐荡析，家室仳离，皆其自作之孽。”


康熙帝如此所为，其实为了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因为康熙帝之所以能够稳坐帝位，就是靠着八旗兵的威势，如果失去了八旗兵和贵族的支持，康熙帝的统治就将要分崩离析。因此，为了自己的皇帝之位， 康熙帝宁愿纵容八旗士兵烧杀抢掠、逼良为娼、横征暴敛、残害良民，也不愿意得罪八旗士兵。

就这样，等到三藩之乱平定之后，作为主战场之一的四川已经“千不存一二”，康熙帝只能下令让湖南湖北、广西广东的百姓迁往四川，这才保持了四川最基础的劳动力。因此，当考古专家发现了这些奏折，知晓了康熙帝不为人知的一面之时，一时之间愤怒地将康熙帝直接骂成了“暴君”。


康熙帝在位时期，固然做出了很多政绩，巩固了我国的领土，也确实在后来开创了康乾盛世。但同样的，在康熙帝的默许之下，也有无数的无辜百姓死在了满清铁蹄之下，制造了难以原谅的杀孽。可惜在现在的大部分文学影视作品之中，都只有对康熙帝功绩的赞扬，却没有对这段杀孽的叙述，这不得不说也是一种悲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