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

中共的暴力土改，以1926-1927年開端。在中共歷史上，1927-1937年的十年稱“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的1937-1945年因國共第二次合作，共產黨管轄地區由沒收地主土地的革命路線改變為減租減息政策。1947-1949三年內戰時期，共產黨管轄的東北、西北、華北地區又恢復暴力土改。1949年10月中共在大陸建政，1950-1952年中共政權所到之處再次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暴力土地改革運動。
從1926至1952年的27年中，除抗日戰爭時期由於實行國共合作，中共暫時放棄暴力土地革命，其他時期均實行暴力土革和暴力土改。由此可見，中共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始終與暴力土革和暴力土改相伴。暴力土革和暴力土改中，中共不僅用暴力剝奪地主的土地和其他財產，還用暴力打擊和消滅地主階級。這裡所說的“消滅”，一是槍決，二是虐殺，即在鬥爭會上活活鬥死或逼死地主分子，其狀極為慘烈！學者的估算，1947至1952年的暴力土改中被劃為地、富分子的共三千餘萬，被處死、鬥死、逼死的計200餘萬。可見，暴力土改堪稱是以後歷次政治運動浩劫的血腥開場。
1949年前後六年間在中國大陸進行的暴風驟雨般的暴力土改運動距今己有70餘年的歷史了，這段血腥的歷史不但為今天的中年、青年人所不知，就是在學者的視野中也成了一個被遺忘的角落。在全國範圍內，恐怕至今沒有召開過一次有關土改的學術會議，來客觀地討論土改的是是非非。歷史的塵埃難道真的覆蓋了這一頁難以啟齒的事實?
雖然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涉及暴力土改這一主題的一些文字資料開始以不同側面展現在國人面前，但遠不如“反右”“文革”那樣早已成為一門顯學，其文字的積累，汗牛充棟。在這種背景下，蔡行來先生的專著《中共的土改》就顯得猶為珍貴。該書以翔實的資料，全方位的視角，不但追憶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家鄉在土改中的經歷，描述了全國土改的概況，初步分析了地主是階級敵人還是農村中的精英的重大問題，還揭示了暴力土改中所普遍出現的“三亂”現象——一是“亂劃”，二是“亂鬥”，三是“亂殺”，集中說明暴力土改的無道和無法，是對中華文明一次嚴重的破壞。這個問題涉及中共的暴力土改是應當加以肯定還是應當予以否定的大問題，深層次的問題還涉及對中共的政權的評價。如此看來，對土改的研究是一門大學問。
問題既然提了出來，那麼，由此引起的討論與爭鳴恐怕會由此逐漸興起，這個沉睡了一個多甲子年的大冤案是應當見見天日了！雖然在1980年，賢德和充滿仁愛情懷的胡耀邦以大智大勇的歷史擔當，為地、富、資分子平了反，摘了帽；但在法理上說明暴力土改是一場絞殺文明與進步的罪惡，至今無人深入地加以梳理。
還要告訴讀者，本書作者蔡行來先生並不是一位理論研究的學者。他1961年畢業于南京大學，專業是地質學。畢業後在浙江大學執教。1965年調至浙江省地質礦產廳，一直從事地礦專業工作。1993年退休後從事《石材大全》的編寫、出版工作，長達二十年之久。直到80高齡的耄耋之年才撰寫了這本《中共的土改》。該書的前身是《地主》，2015年由黃河出版社出版，經幾年修訂，方成此書，再向社會推出。這樣，蔡先生寫出了兩本“全書”，一本是《石材大全》，一本是土改全書——《中共的土改》，先後貢獻給社會。一位高齡老者，能有此擔當，實屬不易。

二

關於暴力土改，在學術上值得探討的是否有以下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前面提出的，中共革命的過程為什麼總是與暴力土改相伴？
1920年中共成立到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此時期中共史書稱“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共承認，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了。那麼，此時期中共的革命做了些什麼？做了兩件事：一是搞農民運動，“打土豪，分田地”；二是城市暴動，在上海舉行三次武裝起義（1926年10月，1927年2月，1927年3月），成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上海臨時市政府（僅存在24天）。可此時正是蔣介石舉軍北伐之際。北伐是孫中山的遺願，目的是結束軍閥割據的亂局，實現中國的統一，重建民國，此乃人心所向，包括中共也是舉雙手贊成的。可中共此時另搞一套——搞農民運動和在上海搞武裝起義，都嚴重地幹攏了北伐戰爭，甚至可以說與北伐的目的是背道而馳的。請問：你中共在上海這個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成立臨時市政府，不是與國民黨爭奪“領導權”、分庭對抗嗎？難道能讓舊軍閥尚未平定、又產生新的割據局面嗎？這就是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斷然發動“清党”和汪精衛“分共”的背景。如果不清除革命隊伍中的分裂勢力，北伐就可能受挫，中國將繼續陷入亂局之災。
值得注意的是，這時期正是國共合作時期。在國共合作中，中共提出了“領導權”問題。中共的意思就是共產黨應當領導國民黨，領導革命全域；推而言之，革命成功之後，共產黨應當“坐天下”，掌握國家政權。正如鄧中夏說：“我們對於國民革命，即為了取得政權而參加的”。到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毛澤東再次強調“領導權”的問題。可見，所謂“國共合作”實際上是兩黨鬥爭的另一種形式。
我們應當承認，國共兩黨的鬥爭貫穿於中共革命的全過程，即從1921年直到1949年。那麼，中共的革命對像是什麼呢？中共的宣傳說辭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可實際上是國民黨。為什麼？因為國民黨掌握著國家政權。須知，共產革命的全部目的，就是為了奪取這個國家的政權，為中共一黨所有所享。這個目的直到1949年終於實現了。
可是，20年代共產黨要取代國民黨，條件不具備。倒不僅僅是因為共產黨那時還很弱小，主要是尚不存在推翻國民黨的革命時機。什麼是革命時機？就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矛盾的尖銳化，以致統治者的統治已四面楚歌、搖搖欲墜。借用列寧的話，就是統治者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了，被統治者不能照舊生活下去了。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爆發的。辛亥革命也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發生的。
那麼，北伐之後重建民國的國民黨的情況怎麼樣呢？總的來說，這個政權大體實現了國家的統一（如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祟禧幾個大派系都與蔣達成了妥協，張學良在1928年底亦宣佈“服從國民政府，改易旗幟。”），可見，民國政府重建此乃眾望所歸。此後十年（1927-1937）經濟發展喜人，史稱“黃金十年”。言論比較自由，民間報刊與社團如雨後春筍，文化與教育事業的發展出現了一個繁榮期；近十幾年人們都在懷念那個時期的成就，可以說出現了一個“民國熱”。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企圖通過城市暴動來動搖國民黨政權，顯然是不現實的。
共產黨在城市暴動的失敗，只能轉移到農村，以求生存和發展。1927年中共的“八七”會議確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的方針，這次會議雖只開了一天，卻實現了革命戰略的轉移。此後中共便在農村安營紮寨，開始了新的革命生涯。
此時期毛澤東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闡明了紅色政權為什麼能長期存在。這個思想把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和建立紅色政權三者結合起來，完善了“八七”會所確定的道路。這條道路就是中共一直宣揚的“從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政權”的道路。
中共在農村要站住腳、搞武裝鬥爭，必要條件是要保障物資供給，要有充裕的兵源；要解決這兩大問題，只能有賴於土地革命。這是武裝鬥爭和土地革命的內在邏輯。土地革命就是革地主的命。它沒收地主土地，分予農民。它激化地主與農民的矛盾，迫使大批農民以共產黨為靠山，加入紅軍，與共產黨共沉浮。土地革命確是中共的一個創造。沒聽說中國歷次農民起義搞過土地革命的。辛亥革命也沒有進行土地革命（雖然“平均地權”是孫中山的一個重要思想）。這是什麼原因？原因是這些起義和革命，都是在社會矛盾尖銳化、革命能量已有相當積累的情況下發生的。中共的革命則不然。它要推翻的政權建立不久，有著良好的社會基礎，合法性和正當性為社會上下所公認，你憑什麼要推翻它、取代它？所以中共企圖通過城市暴動建立政權的嘗試失敗後只能退據農村，此後實際上進入了一個革命準備時期，或者說，是奪取政權的準備時期。
可是，這個準備時期要多久？即紅旗要打多久？十年土地革命時期中共的處境是，外部有蔣介石屢次武裝清剿，內部根據地物質資源有限，最後枯竭，經濟難以長期支撐。到1933年已陷於“山窮水盡”（舒同語）之困境；是故，1934年紅軍不得不撤離江西，長征北上。由此看來，土地革命不是萬全之策、久遠之計。經過兩年艱苦跋涉，紅軍到達陝北時由30萬銳減為3萬，大受損失。這也可認為是“土地革命”的失敗。此時蔣介石督張學良剿共滅共。如果沒有日軍大舉侵華的背景，如果沒有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中共及其少量紅軍真是危在旦夕！西安事變促使國共聯合抗日，中共又獲生機。可以說，這一事變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張學良對中共大大地有功。
憑藉抗戰八年，中共軍事力量和共管區（解放區）都獲得重大發展，儲備了與國民黨武力抗衡的底氣了。抗戰勝利後國共談判破裂，1947年內戰全面爆發，其根本原因，是此時的共產黨有了與國民黨武力抗衡的底氣。此時不奪權，更待何時？！與此同時，中共重操舊業，暴力土改再次出臺，並大顯威力，為中共在內戰中取勝寫上濃彩重墨的一筆。
第二個問題，如何評價暴力土改？該不該消滅地主經濟？
“耕者有其田”是中國農民的千年期盼。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一開始就把這一目標立為革命的一個綱領——“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
關於“平均地權”，根據孫中山的思想，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1924年2月）中的解釋是：“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徵稅，並於必要時依價收買之”；“農民之缺乏田地淪為佃戶者，國家當給以土地，資其耕作”。可見，國民黨是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來解決土地問題的。以這種方式解決土地問題的重要前提是，承認並尊重地主對於土地的合法所有權，故政府根據地主對土地的報價徵稅或收買之，給予缺乏田地的農民耕種。以這種方式解決土地問題的重要原因是，國民黨不圖謀以土地問題作為造反起家的資本，從中獲得政黨自身的私利，如驅使無地農民對革命的擁護和支持，而純粹為了幫助農民解決“耕者有其田”的問題。
遺憾的是，孫中山和蔣介石所處時期，內憂外患不斷，戰火彼伏此起，都沒有機會實施其土地綱領。
中共的土地改革和土地革命，與國民黨的“平均地權”的方針完全相反。
基本問題，一是根本不承認地主對於土地的合法所有權，因此無償地加以剝奪之；二是除了剝奪其土地和財產之外，還以十分野蠻的方式消滅這個農村的精英群體：肉體上的戕害，精神上的打擊，人格上的淩辱；土改後這個族群還長期淪為專政對象，包括其子女們成為社會的異類，受到歧視和各種排斥。
無法理解的是，你中共為了解決土地問題，無償地剝奪地主的土地不就可以了，為什麼還要以十分血腥的手段，在肉體、精神和人格上恣意地迫害這個階級呢？反剝削、反壓迫不是你這個政黨的旗幟嗎？
這應當從中共的文化基因作出解釋。
中共的文化基因是什麼呢？有國產的，有進口的。
國產的是帝王文化，主要是秦始皇創立的以皇權專制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制。這個文化傳統延續統治中國兩千餘年，直到毛澤東變本加厲。嬴政以暴力統一中國，以暴力統治中國，在文化上搞焚書坑儒。這個暴力為綱深得毛的贊嘗，不過，毛還嫌其暴力得不夠。1958年他就搞了迫害上百萬知識份子的“反右”鬥爭，並狂言“秦始皇算什麼，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 除了帝王文化，毛澤東還散發著痞子文化，即遊民文化。無論是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還是他晚年的文化大革命，都是依靠一批痞子衝鋒陷陣的。
進口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列寧很崇尚暴力，就不說了。馬克思的開篇之作《共產黨宣言》，對中共對毛澤東之輩的影響很大，通篇散發著火藥味：如暴力、剝奪、鬥爭、推翻、批判、消滅、決裂、專政……難怪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蒂一句話：造反有理。”
毛澤東酷愛暴力，在他看來，暴力就是革命，革命就是暴力。他說：“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 毛澤東還癡迷鬥爭。年輕時就說，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執政後以政治運動為綱，不斷地煽動一部分人整另一部分人，搞得國將不國，天怒人怨。毛奪取政權前夕說：“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破壞舊世界做到了；建設一個新世界，不但交了白卷，還交了錯卷和罪卷。
由此看來，土改中如此殘忍地虐殺地主就不奇怪了。
那麼，為什麼要消滅地主階級呢？
中共的理由是兩條，第一，地主是封建主義的；第二，地主的土地等財產是剝削所獲。
先說地主是封建主義的。
“封建主義”是中共的一個革命對象，將地主與封建主義掛鉤，所謂“封建地主”，地主就成了革命對象了。這是毛澤東和中共的邏輯。
這裡，毛澤東的第一個錯誤，是將周秦以來的歷史誤認為封建社會的歷史。他說：“自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又說：“這個封建制度自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多年左右。”這就是周秦以來“三千年封建說”。毛澤東還認為，到了近代，由於西方國家入侵，中國變成了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
毛澤東這個錯誤的史學觀對中國學界知識界乃至普通中國人產生了嚴重的誤導。事實是，中國的封建社會自秦始皇以武力統一中國、“廢封建、立群縣”後，已被中央集權制的皇權專制社會所取代了。西周是周天子為共主的封建邦國——周天子將土地分封給各地諸侯，所謂“封土建國”，各諸侯國獨立自治，周王室只要求其承擔貢賦義務而不干涉其國家政務。而在秦政制下，再不存在獨立的邦國，中央集權制下，政令統一，皇帝派遣大員直接統管全國各地，一切要聽令於中央。中國從此進入了一個皇權專制社會了。這是國家權力結構和政治制度的重大變化，怎麼能與封建主義混為一談？！
毛澤東難道不懂得這個史學常識嗎？再說，毛是辛亥革命過來人。辛亥革命推翻的是皇權專制，並奠基民國，伸長民權，根本沒有提“反封建”的口號。可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卻反封建主義而不反皇權專制，掩蓋了民主主義革命真正目標。毛澤東為什麼要這樣做？原來他有深深的帝王情結和夢想。不反皇權專制為以後成為秦皇漢武那樣的一代霸主埋下了伏筆。1949年毛氏政權名為“共和”實是現代版的“皇權”再現，確證了毛澤東的初心。以後毛澤東多次自供：“我也是秦始皇，”“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
那麼，現實的中國社會“封建主義”在哪裡？封地或土地世襲的封建制度，兩千多年前就結束了。毛澤東硬將封建主義的標籤貼到地主階級頭上，這是更大的錯誤了。地主擁有的土地是自家的私產，根本不是皇家賜封的。再說，封建是一種國家制度，地主僅是代表一種生產關係。無論如何封建的帽子扣不到地主的頭上。
我們再來看看，地主的財產是剝削來的嗎？
本書作者的母親王梅花在土改中被劃為地主。1944年1月其夫去世。她是一個小腳女人，文盲，普通的農村婦女。她每天起早摸黑，繡花、紡紗、做鞋、養母豬、養蠶、做掛麵，還釀酒、開店做小生意。農、副、商，全部經營。十分能幹，十分勤快，十分節儉。積累起來的財富就買地、建房。至1949年家有土地22畝（其中由她經手買了18畝），又有樓房六間半。按照共產黨的標準，是夠格的地主分子了。但王梅花絕不承認這些財產是剝削所獲，她一再為自己辯護，說這些財產是自己多年辛勤勞動一點一滴積攢起來的。她晚年常說，“自己一世做了三世活。” 村裡人對她的評價是：她“一個人能抵十個長工”。土改時土地、房屋被沒收，鄰居們常議論：如此辛苦掙來的財產被沒收，是罪過。
土改批判會上說她做生意是剝削，放債是剝削，她反駁說：“你不開店他不開店，哪裡去買東西？你不買我店東西我不強迫你買，你不借我的錢、穀，我不強迫你借，剝你什麼削？” 
在思想改造的“學習”中，王梅花也總是唱反調、頂嘴，以示不服，因此常被罰站。全村10多個地主中，她是最硬的。
王梅花是農村婦女中的佼佼者，是勤勞發家致富的典型。如果要在臨海縣評出一個勞模，非王梅花莫屬。本書作者蔡行來在他的眼中，王梅花是一位平凡而偉大的母親，故撰寫此書以資紀念自己的生母。在共產黨統治下，王梅花卻成了被打倒、被侮辱、被專政的對象，30年無出頭之日。這個社會公理何在？
什麼叫出身好？什麼叫出身不好？1949年以來，七十年了，一直是顛倒的。地主、富農、資本家的富有家庭出身的人，就是好出身，可卻說出身不好。現在難道還不該撥亂反正？那種出身既無財產、又無文化的家庭才是出身不好呢！共產黨專政硬是把社會精英打下去，以民粹分子取代之。這就是野蠻戰勝文明。社會能不倒退嗎？

三

對於中共的土改，有一位重要人物亟待一提。此人自中共執政以來一直被淹沒的。今天的中國人知道他的太難得了。
他叫董時進，1900年生於重慶墊江縣。1924年赴美留學，獲康奈爾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任國立北京大學農學院教授、主任、院長等職。1945年中國民主同盟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委員。會議提出“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實行土地國有”為民盟政綱之一。董不同意該主張，遂退出民盟。1947年5月成立中國農民黨，主張培養農民的政治能力，成為國家主人，反對土改。1949年6月接受中共意見停止黨務活動。
1949年12月，董時進上書毛澤東等中共要人，勸阻土改。
信中主要意見我對其歸納如下：
第一，中國的地主不具有封建性。中國不像歐洲中世紀一些國家的貴族，幾乎壟斷了土地，像一個一個的小國家，這些土地是世襲的，不能自由分割買賣，一代一代地傳襲下去，土地上的農民也沒有遷徙的自由，必須世世代代在同一地主采邑之下受奴役。中國的情形迥乎不同。土地是可以自由買賣的，租田是自由契約行為，地主也不是世襲的貴族，任何貧民階級和貧苦出身的人都可以成為地主。真找不出中國的土地制度和中國一般的地主富農的封建性在什麼地方。
第二，鄉下土生土長的富農，即一些土財主，他們的財產多半是由辛苦經營和節省積蓄下來的。說他們靠剝削起家，則不足信。就此，他舉了幾例。
一個原是貧農出身，三十年來用他的血汗錢陸續買了共120多畝地，現在要分給當地的游墮分子了，自己分到不滿十畝。他憤憤地說：“我們年年日日冒風雨暑熱在地裡做活的時候，這些人出入茶館酒店，遊手好閒，吃窮用窮了，還說被我們剝削，要分我們的地。”一氣之下，他到城裡來踏三輪車了。
有一個老奶媽，二十多年的積蓄，零零星星地買了二十多畝地，連原先共有三十餘畝。原以為辛苦半生，可以回家養老，結果大部分分給別人了，自己僅得三畝。二十多年的苦工積蓄，全化為烏有。
董有一家親戚，弟兄三人，二十多年前分了家，各分得田地七八十畝。老大務農兼做小買賣，生活極其儉樸，將積蓄又添買了五六十畝地。老二嗜賭兼吃鴉片，分家後沒幾年就將土地賣光。老三將全部土地賣掉，在城裡做買賣，發了財，有房產，有不少現款和貨物。現在老大的田地要分出去。老二可以分田進來。老三最有錢，但他的財產在城裡，不致遭受損失。老二笑了，老大哭了。
所以，董時進說：“地主富農之所以成為地主富農，除少數特殊情況外，大多數是因為他們能力較強，工作較勤，花費較省。這即是說，地主富農多半是社會上的優秀分子，是促進社會進步的動力，是國家所應當保護和獎勵的。”
第三，新民主主義規定要聯合小資產階級。中國的小資產階級無疑是以鄉間的中小地主及富農為主要成分，除去他們之外，殆無所謂的小資產階級。現在對於城市的大資產階級尚不沒收其土地及財產，卻把地主富農當作敵人，與新民主主義宗旨完全背離。
第四，新民主主義不是還要更進一步轉變為社會主義嗎？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不是還要轉進到土地社會化和農業集體化嗎？那麼，何必多此分地一舉呢？現在像割肉似地將土地從地主和富農身上割下來，已經使他們很疼了，割下來分給農民之後，不久又要從他們和大家身上再割下來，那困難恐怕更多了。假如現在不分，待將來真要實行社會主義時，直接把土地連同他種地的生產工具一齊社會化，蚩不更省事？
第五，董對於中共社會主義的計劃，在別的著作中有以下驚人預言：這個政權鞏固之後，這個黨就會將農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體農莊，將糧食大量交給政府，農民被整體奴役，然後會出現很多問題，會餓死人，最後，“他們還是放棄，回到正確的路上來”。所謂“回到正確的路上來”，意指土地私有，可以自由租賃，自由買賣。
董還建議政府用贖買的辦法，收購大地主的土地，同時成立“自耕農基金”，扶植自耕農，借給有能力經營土地的農民購買土地，或向政府租賃土地（此建議之價值，超過“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董時進上述關於勸阻土改意見，理性、全面、深刻，歷史早已證明條條正確，不失為真知灼見、金玉良言，即使在今天仍彌足珍貴。毛澤東和中共拒絕了董的寶貴建言，給中國社會造成多麼大的不幸！
1950年，董看到土改的橫禍不能制止，痛心疾首，對中共的希望破滅，決定遠走香港，該年又赴美定居。1984年在美去世。三十四年流落異國他鄉，中國大地上再也沒有他的聲音。可以預計的是，如若留在大陸，董時進必定是一個大右派。中國不需要他，這是他的悲哀，更是這個國家的悲哀！
中國七十年的共產主義史，如果以三年內戰為序幕，以暴力土改血腥開場，可以說是一個野蠻戰勝文明、空想駕馭現實、民粹取代精英、外行領導內行的歷史。幸乎？悲乎？！











                      應克復
                  2019年4月		
（江蘇省社會科學研究院哲學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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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主:加拿大国际出版社于2023_06_01 15:42:45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