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张家的遭遇
这两家人都姓张，都是艾滋病疫区的村民，是我在2003年去村里调查遇到的，他们的遭遇非常相似。张老太已经77岁了，老伴因病早逝，有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但现在却是张老太一个人带着七岁的孙女古真、六岁的孙子古阳艰难度日。为什么年幼的孙子孙女竟由年迈的奶奶一个人抚养呢？起因还是卖血！
张老太的四个女儿都卖过血，其中二女儿、三女儿已经感染艾滋病死亡，大女儿和小女儿现在病中。儿子古方和儿媳会明从16岁就开始卖血。他们两人都因此感染了艾滋病，害了一年多的病，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花光了。儿子古方于2001年冬天病死，儿媳感染艾滋病病毒但还没有发病，她难熬苦日子，在丈夫死后不到100天，就抛下一双儿女改嫁走了，当然对方并不知道她感染了艾滋病。
张老太年纪大了，有许多疾病缠身，走起路来颤巍巍的。因为没有劳力，村里分的田已经抛荒2年多了，住的还是土坯房。张老太说，当年儿女卖血挣来的钱都买粮食吃了，买衣服穿了，还有就是为小儿子娶了媳妇，根本盖不起房。古真、古扬两个孩子在本村小学读书，本学期学校学费减免政策取消后，他们就失学在家，每天跟着奶奶一起捡垃圾中的废品换几个钱。因为家里没钱，一直用不上电，直到2013年春节前夕，村里可怜祖孙三人，从邻居家扯了一根电线，不收他们电费，这才用上了电灯。
张老太家中没有一点值钱的家当，全部加起来也卖不了50块钱。烧饭用的是捡来的玉米秆，锅里煮的是玉米糊糊，连一点油也见不到，更别说吃肉了。这是我在2003年春节刚过十天时见到的情景。
张老大哭着对我说：“孙女小真模样长得还周正，人也聪明，上学期语文考了95分，数学得了满分。给她化验过，没有害艾滋病，我就盼着有好心人来领养她。”我听了很伤心。
这种期盼实在让人觉得凄凉!
另一户张家，住在距离文楼村只有三里多地的一个村庄。一进村就能看到张家的房子。房子是1998年盖的，房间里铺了当时农村还不多见的地板砖。如果不是这场灾难，张家在村里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富裕户。可现在呢?78岁的张老汉每天天刚亮就手拄着一根木棍当拐杖，步行十多里到县城去乞讨；76岁的老伴则因病常年卧床。这一切都是卖血惹的祸!张老汉和老伴原本跟着两个小儿子生活。但好日子不长，一连串的打击就接踵而来。1999年12月四儿子张建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死亡，四儿媳于第二年改嫁他乡； 三儿媳小荣、三儿子张立也因卖血感染艾滋病于2000年7月、2001年5月相继死去，死时他们都只有35岁； 张立的小女儿张星，由于母婴感染而染上艾滋病，于2002年6月病死。她死时只有5岁； 二儿子2001年因艾滋病死亡后，二儿媳改嫁他乡；张老汉的大儿子因患脑溢血，死得早。张老汉的三儿子张立还有个大女儿张瑞已经16岁了，她上到初一就因为没钱交学费失学在家；儿子张夏小学五年级没毕业在2002年就辍学了，小小年纪就去四处打工，维持生计，他在砖瓦厂打工每天只挣十块钱。他和姐姐张瑞经常到父母的坟前痛哭。张夏在他的左臂刻满“忍”、“仇”、“杀”等的字样，他说要为感染艾滋病死去的父母报仇。
张家原有5亩多田，因为没有劳力，就租给同村人耕种，当初讲定每年每亩给300斤粮食作为租金。但后来租田的人也感染了艾滋病无力耕种，现在田地抛荒，不能收获粮食。
在艾滋病村遇到的印象最深的事情
我走过无数个艾滋病村，其中有件事我永不会忘记。每次有记者问我“在艾滋病村遇到的印象最深的事情”，我就会回想起这件事，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要流下泪来。
2001年9月30日，我到周口地区的农村做调查，返回郑州的途中有人告诉我某村的艾滋病人特别多。我们就临时去了该村。刚进村，我就听到一个小孩子奶声奶气的声音在叫：“下来!下来!” 声音已经有点嘶哑了。我和陪着我下乡做调查的两个记者冲着这个声音走过去，找到一个破烂不堪的小院。当我们推开小院半掩的大门，就听到北屋里有声音，敲门喊：“有人吗?”出来一条骨瘦如柴的大黑狗，“汪汪汪”地叫了几声，转回身就往屋里跑。我们跟着黑狗走进屋里，惊讶地看到房梁上拴了根草绳，一个年轻妇女悬梁自尽了。我一摸她的腿，身体已经僵硬了。一个两岁多的男孩子满脸都是鼻涕眼泪，饿得没东西吃，正一边哭喊，一边在啃他妈妈的脚后跟。到现在我想起这件事都想哭。当天中午我们几个人都没吃饭，因为这个景象实在太惨了，简直不敢相信。
后来我们才知道，死者与丈夫一起卖血，那时他俩才16岁，后来都染上了艾滋病。孩子出生后，因生病在医院抽血化验，发现也感染了艾滋病。半年前男人死了，女人贫病交集，亲戚邻居都不敢和她来往，连她的亲弟弟也不敢上门，她再也活不下去了，就走上了自杀的道路。那个两岁多的男孩谁也不敢收留，听说一个多月后也死了。
和上述那对夫妻一样，齐成夫妇也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也是因卖血染上了艾滋病。
齐成夫妇有三女一子，最小的是儿子，身体一直不好，今天发烧咳嗽，明天呕吐拉肚子，后天烂嘴长疮……因为到医院化验HIV抗体一次要70块钱，夫妻俩自顾不暇，另外也担心一旦唯一的儿子被确认也是感染者，到时不知该怎么办，所以一直没有给儿子化验。后来县防疫站到村里检查，给小儿子化验了HIV抗体，结果是阳性，说明他已感染艾滋病。
齐成告诉我，他从16岁就开始卖血，整整卖了15年。先后到开封、商丘、驻马店、义马、确山、郑州、新乡、焦作、许昌等地卖血，卖了不下一千次。有时一天卖三次，每次卖700-800毫升，直到抽得被人从“献”血床上抬下来。总共卖了多少钱，他也算不清楚了。反正当时的行情是单浆采血每次45元，全采每次75元。夫妻俩靠卖血挣的钱盖了三间房，缴了一万多元的计划生育罚款，但家里至今还欠村委会3900元的公粮款和计划生育罚款。
眼见自己和妻子没几天活头了，2003年春节吃年夜饭时，齐成对71岁的老母亲说：“娘，俺俩走后，四个孩子就托给您照顾了。”老母亲说：“我也是快入土的人了，你托给我不是等于没托?”一家人真的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苏轼《江城子》)。
齐成最后对我说：“我真的活不下去了!”我只有好言宽慰他几句。2001年让我震撼的上吊那一幕，以后会在齐家上演吗?我不知道。在贫病交加之下，艾滋病感染者会加速发病，很快这些家庭就会只留下孤老和幼儿相依为命。想到这里，我就不禁要落泪。

输血走上不归路
很多人并不知道，输血并非绝对安全。输血存在感染乙型肝炎、梅毒、艾滋病等血液传染病的风险，这是医学专家们多次提出来的。但是，在利益驱动下，当年很多医院游说根本不需要输血的病人输血，输血前不做艾滋病病毒检测，美其名曰是“输点血，有利于术后恢复”，实际上是为了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在同等条件下，血液感染艾滋病比性接触感染的危险可能性大得多，输入含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感染的几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尽管血液检验可有效地减少因输血传播疾病的可能，但不可能完全杜绝。因为如果供血者正处于病毒感染初期(即艾滋病窗口期)，体内病毒抗体浓度低，从而出现阴性结果，所以血液检验也不能及时检出。所以，像美国尽管建立了严格的检测制度，每年仍会有十几例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事故发生。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应当知道，输血实际上是一种危险的类似器官移植的干预治疗，应在严重贫血、免疫力低下、术后感染、癌症或急性失血等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用，并不是所有手术都需要输血。输血有可能感染血液传染病，尤其是存在感染艾滋病的风险。我掌握的数百个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例，绝大部分发生在正规医院。这说明，对于医院的采供血管理，虽然卫生部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定，但如何让这些规章制度落到实处，却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两个艾滋病人的故事
2005年6月6日下午，我家里来了一位姓郑的艾滋病感染者。他是千里迢迢从广西南宁来郑州的。他是当地一个防艾组织的负责人，来向我索取《艾滋病与性病防治》一书及防艾资料。有人来向我要资料，我都非常高兴，全部免费赠送，他能拿多少就给多少。
整理好他要带去的资料，他请我去附近的饭店吃晚饭。这次吃饭共四个人，除了我以外，其他三人都是艾滋病感染者。我们在饭桌上聊得很愉快，2004年我曾给郑某寄去200本书，但因为他提供的地址有误被退回，他说对此深表歉意。我说没啥，只要这次能拿走，送到真正需要防艾资料的人手里就好了。席间，有人开玩笑说：“高老师和我们一起吃饭都习以为常了，从来不怕。我们使劲吃吧，吃饱了就不想家了。”
过了一个多月，那天在一起吃饭的一位女士和我说了郑某的身世。现年44岁的郑某毕业于某军事院校的政教系，是某部队的团级干部。1998年4月，在一次拉练中意外受伤，送到地方医院抢救，因为失血过多，就输了400毫升血。手术后恢复得很好，一个月后出院。当时，他已有一个六个月大的儿子，妻子李丽是某大专外语系毕业的，一家人生活得很幸福。2002年1月，郑某突然持续发烧、腹泻，专家会诊找不到病因，后来检查HIV抗体发现呈阳性，这才确诊为艾滋病。李丽和孩子的HIV抗体检测是阴性，表明他们没有受到感染。他把孩子送到了自己父母家，由李丽和单位同事陪同，到北京地安门医院治疗。郑某住进地安门医院后，李丽说她要回趟家，让单位来人先陪着郑某。可是，李丽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三个月后，郑某的病情有所缓解，可以出院回家了。但他回到家里，竟然发现所有积蓄和贵重物品，都被妻子李丽席卷一空。此后的三年，郑某用过各种办法寻找李丽，都不见下落。
所幸的是，郑某所在的部队对他非常负责，让他在家休养，享受原工资待遇。2004年开始，他投身防艾工作，组织艾滋病受害者互助，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
我还认识一个郑州郊县的农民张某，也有着与郑某类似的经历。
张某只读过两年小学，以种菜为生。1998年10月，因遭遇车祸受伤送到本县医院抢救。由于失血过多，手术中输血500毫升，40天后出院。
2002年3月，张某持续发烧、咳嗽、胸闷，到县医院检查，发现HIV抗体呈阳性，被确诊为艾滋病。不过妻子小花和儿子都没有感染。张某天天找县医院讨公道，并到法庭去告状，要求县医院赔偿。结果判决一拖再拖，他就躺到县政府大门口绝食。
此时，张家发生了变化。和他青梅竹马的爱人小花扔下只有四岁的儿子，离家出走了。一个艾滋病人和一个70多岁的老汉，都没有劳动能力，靠什么来抚养孩子呢? 张某说想把孩子交给别人领养，但又舍不得。
2004年，张某的官司竟然奇迹般地胜诉了。此前类似案子，根本无法立案，即使立案，也几乎没有艾滋病感染者胜诉的，因为医院一方都会声称无法证明病人是由于在医院输血才感染的艾滋病。县医院赔偿张某各项损失费、医疗费共计38万多元。张某生活条件改善了，再加上坚持正规治疗，身体状况也大为好转。

◎与艾滋病赛跑的李喜阁
2005年3月8日，李喜阁 (应本人要求，署真名) 打听到我家的地址来郑州找我。她是艾滋病感染者。36岁的她曾经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丈夫孙健峰是个大学生，在高速公路队工作，收入在当地算是高的。两个女儿也天真活泼，生活过得很愉快。但可怕的艾滋病打破了这一切，全家除了丈夫外，全部都感染了艾滋病。
1995年6月，怀孕待产的李喜阁住进了宁陵县某妇幼保健院，采用剖宫产手术产下了她的大女儿孙迎晨。李喜阁至今还能确切地回忆起，她是6月23日凌晨零点被推进手术室的，零点45分下的手术台。主刀医生说李喜阁身体虚弱，需要补充血液。既然医生这么说，夫妇俩也就同意了，在化验了血型后输了500毫升血液。大女儿出生后，抵抗力特别差，基本上每两个月就要腹泻一次，一遇凉风就感冒，而且持续低烧，扁桃体经常发炎。直到长到三岁，身体状况才有所好转。但到了4岁，大女儿身上又出现了许多红斑。李喜阁和丈夫把女儿带到一家著名的大医院皮肤科进行检查，医生说孩子患的是湿疹，吃一些消炎药就好了。红斑消褪一个月后，又出现了薄皮疮，找到当地著名的专家，专家看后说没事，拿些中药给孩子吃就行。到了5岁时，大女儿还是经常感冒发烧、扁桃体发炎，肠道也不好，经常闹肚子疼，身体逐渐消瘦。到了6岁就岀现厌食，7岁时，一到夏季就持续腹泻，医生说孩子是“胎里带”的毛病，长大了就会好些。女儿长到8岁时，明显比同龄人矮了半头，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胸前胸后长满了脓疱，天天夜间吵着说发痒、作痛。
到了2004年5月，李喜阁和大女儿同时明显消瘦，孩子从24公斤降到了19公斤，李则从52公斤降到了36公斤。8月初，李喜阁领孩子到县里一家大医院看病，一位专家说孩子的症状是贫血造成的，肺部可能有炎症。给孩子拍了片子后，拿到县防疫站，县防疫站的专家怀疑孩子是肺结核病。8月12日，在打了四天吊针后，李喜阁和丈夫看孩子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就把孩子转到了另一家大医院，但孩子还是在一天后死亡。8月17日上午，医院给他们全家抽血化验，结果证明全家四口人，除了她丈夫暂时不能确诊外(后来确定没有感染)，李喜阁和孩子全都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事后分析，李的大女儿孙迎晨是母乳喂养，通过哺乳感染的，而2001年出生的二女儿孙蔚林，则是剖宫产手术时，不负责任的主刀医生在其左面颊切了两厘米长的伤口，由产道血液造成的感染，至今面部还留有清晰可见的疤痕。李喜阁一家完全不能相信这一结果，他们一家人于2004年9月又先后到北京市协和医院和北京市防疫站重新检测HIV抗体。结果仍然是阳性。
回到河南，李喜阁了解到，宁陵县几家医院妇产科自1995年以来，仅剖宫产、宫外孕、子宫切除三种手术输血造成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已有30多例，其中10多例已经死亡。她和丈夫就想到了打官司，要替全家人和死去的孩子讨公道。一告输血的医生，二告几家医院的不作为，三告当地的卫生主管部门。但当夫妻俩把起诉状递交到当地法院时，得到的答复竟然是：省里有文件，凡因血液感染艾滋病引起的纠纷，法院一律不予受理。可是法院却拒绝向他们出示这个文件。2004年11月11日，李喜阁专门打电话到最高人民法院咨询，最高人民法院告诉她，按照有关法律，当地法院必须受理这类案件。可是，现在人都死了，当地仅凭一句“省里有文件”就可以对人命漠不关心。李喜阁又到县信访局告状，信访局也拒绝受理。
李喜阁虽然只是高中文化，但她文字功底不错，会写文章。她性情开朗，对自己的情况看得很开。她向我诉说自己的情况时没有哭，只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预防艾滋病做些工作，让更多的人了解艾滋病输血传播的真实情况，减少无辜感染艾滋病的几率。她以后多次来找我，每次都带走几百本我编写的防艾书籍和几千份小报回当地去做宣传。我又把我搜集的几百件衣物让她带回去，请她转发给当地的艾滋病人和家属。2006年一年，她帮我把几千件衣物送下乡去了。有一次他们下乡去，发现那个艾滋病村有民兵把守进不去，就给了沿途的另一个村。回来她把这个情况告诉我，我说虽然没进那个村，但只要送出去就行。因为当地的农村都很穷，缺吃少穿的。
她后来告诉我，她带回去的《艾滋病与性病防治》一书，他们那儿的人都不敢看，说是怕丑。她最后只能把书全放在县城的新华书店免费送人。当地人都把艾滋病看成是“丑病”、“脏病”、“丢人病”，有病也不敢公开自已的身份，有人即使因艾滋病死亡也没人知道。李喜阁告诉我，她根据从县卫生局得到的一份不完全的30多人的艾滋病人救助名单，几次下乡去找艾滋病人，发现多数都是化名，根本找不到人。
2005年5月30日，李喜阁又来找我了。这次她带来了新发现。她在当地农村发现不但有输卵管结扎手术中输血感染艾滋病，而且有妇女上节育环过程中出血、失血，在医生要求下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情况。本来这些失血不多的手术，根本就不存在输血的必要。我问李喜阁，宁陵县某妇幼保健院为什么千方百计游说病人输血?李告诉我：“从90年代开始，单采血浆站就设在这个妇幼保健院里，医生给病人输血都有回扣拿。给病人输的血越多，医生拿的回扣就越多。”当地输血感染艾滋病的问题，早在1996年就被发现了，但没有人敢揭露，直到1999年，这个明显非法的采血站才被彻底撤销。
北京的《经济观察报》2005年12月18日发表报道《与艾滋病赛跑》，描述了李喜阁感染艾滋病后一家的生活；

“妈妈我恨你!”四岁半的孙蔚林对妈妈李喜阁说，“不是你，我还有姐姐。”
不知道是不是小女儿给了她勇气。2005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37岁的李喜阁走到了CCTV《新闻会客厅》栏目的镜头前，公开自己的身份——输血感染艾滋病患者。
李喜阁是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第一个这样做的艾滋病患者。“我要让大家知道我的事，这也许会对别人有帮助。”她说。
……
李喜阁说，对中国来说，更重要的是让更多的人都了解艾滋病。
……
那时候孙蔚林只有三岁。她从妈妈那里听到了“艾滋病”这个词，她对这个词的真切理解就是，妈妈得了这个病，所以姐姐病了，然后姐姐没了。现在自己也得了这个病，只能待在家里，没有人可以一起玩。
终于，有一天孙蔚林向李喜阁说：“妈妈我恨你，我要去幼儿园! ”这个四岁半的小女孩跳着脚重复着。
谁让我们家破人亡?在以后的日子里孙健峰不断地问自己。而喜阁母女正在和艾滋病赛跑。孙健峰则没有想过未来会怎么样：“我想不了那么远，我希望让她们的每天过得快乐。”

阱宝宝丧身血祸
范红是一个悲伤的母亲，她年近5岁的儿子宝宝在2000年1月12日死了。医院的死亡小结上写着：“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这个诊断大家也许不熟悉，它的通俗名字叫艾滋病。
“我们都不敢相信，这是啥病呀，怎么我儿子会得这病，他毕竟是个小孩呀!” 范红一遍遍地说着这句话，她一直以为这是个只有“不干净”的人才会得的病，而且传染的很厉害。这种观念使她不敢声张。她和丈夫烧掉了儿子的大部分衣物、用品，儿子写的字、画的画儿，也一下子全部放到儿子的书包中烧掉了，她和丈夫跑到省防疫站做了检测，证实他们夫妇二人是健康的，那么儿子的艾滋病从何得来的呢？他们想起儿子住院时就有大夫问这孩子有没有输过血。后来儿子临死前两天到省防疫站做检测时又有大夫问到输血的问题。
脐带发炎，无需输血，缺德的医生为谋取利润，给婴儿输了100毫升血浆，埋下了不治之症的种子。艾滋病病毒在孩子的体内繁衍了4年，终于发病了，半年多来花尽了家中的积蓄，走遍了省市各大中西医院，在他夭折前一天，才确诊是艾滋病，这时他父母才明白夺走孩子生命的恶魔就是那可恨的血浆。所幸的是他父母未被艾滋病病毒感染。
他们开始咨询有关的专家，把他们的情况一讲，专家说你们夫妻二人正常，那么孩子只能是血液传播，他输过血吗?范红想起在孩子出生几天后因脐带感染住院，大夫说这会引起败血症，让输血浆，后来他们分两次在两个不同的医院分别买了50毫升和100毫升血浆，让大夫给儿子输了，儿子输过后也没什么反应，怎么就出问题了呢?
他们的儿子宝宝1994年12月16日出生于当地的一家医院，儿子出生后第三天出院。回家后宝宝一直哭，后来发现脐凹处有些红。于同年12月19日到另一家规模较大的医院求治，院方确诊为“脐带感染”，可能引发败血症，需要输血，开了处方让买血浆。于是范红的丈夫分两次分别在两家医院买到50毫升和100毫升血浆，立即给孩子输上了。住院半个月后孩子恢复了健康，出院后也未复发。两口子看着儿子胖乎乎的笑脸，心里喝了蜜一般甜。为了照顾儿子，范红辞去工作，丈夫也于1997年复员回家，一家三口的日子甭提多美了。
可谁也没想到，噩运就在此时降临了。1999年6月的一天，他们忽然发现孩子身上有几处瘀血，以为是“鬼捏的”(民间俗称)，并未在意。1999年7月22日晚，孩子流了很多鼻血，23日到一家医院验血，诊断为“血小板减少性紫斑”，住院治疗一星期后出院，孩子症状减轻了，同年11月孩子开始咳嗽，仍然找上次的中医大夫开些中药吃，情况时好时坏。
2000年1月3日，孩子开始出现气喘，呼吸急促，1月4日，他们带孩子住进孩子出生的那家医院。入院诊断为肺炎，并据此治疗，可孩子的病却愈来愈重了。期间主治医生曾问过他们夫妇是否出去打过工，卖过血?孩子是否输过血?随后，同年1月10日下午4点，院方通知范红夫妇，孩子确诊为艾滋病，并出示了显示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的化验单。院方表示该病没法治，让他们出院。
善良的范红夫妇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自己干干净净的孩子会得这种许多人口中的“脏病”，他们要求去省里鉴定，可那可怜的孩子眼见病得动也动不了，他们只得苦苦哀求院方帮助采集化验标本，当天下午6点左右范红的弟弟拿着化验标本连夜赶往省防疫站。由于那天下雪路滑，第二天下午1点多才到省防疫站，下午3点出了结果，确认了孩子患有艾滋病的事实。2000年1月12日下午6点30分左右，刚刚5岁的孩子忽然说：“爸爸，妈妈，我害怕，你们要保护我，保护我。”随后便停止了呼吸。范红夫妇对他们的宝宝突然的成熟感到惊讶，更对原本健康的宝宝的突然夭折而痛苦伤心。医院的死亡记录上写着的“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为这个还未见过斑斓世界的5岁孩子画上了永久的句号。
由于孩子病得莫名其妙，缺乏医学常识的范红夫妇很恐惧。1月17日，夫妇二人到当地的防疫站査艾滋病毒抗体，结果都是阴性。当他们询问孩子怎么会得这病时，医生说可能与输血有关。范红夫妇又到省防疫站化验，结果仍是阴性。他们强忍悲痛，说起孩子死于艾滋病的事。医生说对当时的那个化验结果有印象。那是他所见过的年龄最小的艾滋病患者，回家后，范红夫妇查阅了许多相关的书，咨询了这方面的医生，明白了夺去孩子生命的是为了救孩子生命输入的血浆。范红夫妇绝望地想着孩子临死前说的话和孩子恐惧哀求的眼神。
由于孩子病得莫名其妙，缺乏医学常识的范红夫妇很恐惧。1月17日，夫妇二人到当地的防疫站查艾滋病病毒抗体，结果都是“阴性”。当他们询问孩子怎么会得这病时，医生说可能与输过血有关。范红夫妇又到省防疫站化验，结果仍是“阴性”。

血祸害死四龄童邸伉伉
四岁的邸伉伉，还来不及感受真实生活的百味，还不可能对很多人谈虎色变的艾滋病有任何了解，但他却已经被艾滋病侵袭。2003年6月15日我去看他，只听到孩子唯一的话：妈妈，你总哭啥呢?那时，他像所有平常孩子那样拉着落泪许久的妈妈的衣襟，妈妈石翠丽不得不经常停下来擦拭眼泪。在讲到懂事的孩子在睡觉时曾说起的“妈妈，我不和你一张床睡了，免得传染给你病”后，她再也说不出话了。伉伉被褪下了衣服和裤子，露出了从脖子到小腿密布的疱疹，这是晚期艾滋病的症状。
伉伉是我当时见过的年纪最小、艾滋病症状最明显的患者，他默默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他父亲邸颖说，孩子在幼儿园里经常遭受歧视，即使在村里，邻居也几乎不和他们走动，还有两户准备搬家，理由是“邸家有个艾滋病”。
伉伉原本是个活泼健康的孩子。2000年8月18日，他突然发烧，村诊所医生秦林将他们介绍到邻省一个卫生院检查。对于跨省检查，他的理由简单可信：实际距离不远，那里的医生林芳茂退休前曾是乡医院的医生。诊断结果很快出来了。伉伉得的是急性坏死性肠炎，医生林芳茂做出了输血的决定。因为邸颖夫妇与孩子血型不同，他们一个是A型血，一个是B型血，孩子是AB型血，邸颖提出到血库买血的要求。林芳茂对邸颖讲，血库的血远远不如从人身上抽的血好，库血存放的时间太长，质量差，怕有反应。随即，林芳茂打电话寻找血源。不久，村民徐永光水三轮车拉来一个血型相同的人。
邸颖有点顾虑，林芳茂说这个人到华中、华东数省卖过几十次血，血的质量肯定没有问题。就这样，150毫升血从这个绰号叫“寿”的卖血者身上抽出来直接输给了当时不到两岁的伉伉体内。两天后，又输了150毫升。这两次输血，邸颖花的钱比从血库购买的便宜很多，300毫升只花了200块钱。为了表示感谢，当晚邸颖请林芳茂和徐永光喝酒。
然而，伉伉出院不到十天就开始发烧，邸颖又在村里的诊所和乡里的医院为他治疗，两家医院的医生分别诊断为“肺炎”和“类风湿”。直接去市人民医院也没能确诊，当时的病历上留下的记录是“连续感冒，无名热”。
2003年1月后，邸伉伉再度连续发热咳嗽，皮肤瘙痒，生小疮。因发烧出现一次抽风症状后，邸颖决定带孩子到大医院检查。
4月7日，邸颖夫妇带着伉伉住进某市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小儿科。4月9日，查出HIV抗体呈阳性。病历记录的诊断结果是：HIV感染、肺部感染、鹅红疮。医生催促伉伉出院，邸颖夫妇对医院的诊断不相信，他们怀疑是化验出错了。
4月15日，邸颖夫妇再次带着儿子到了省卫生防疫站，抽血检查后，发现HIV抗体结果仍是阳性，夫妇二人皆为阴性。
两家医疗机构的医生都问了同样的问题—一孩子输过血吗?邸颖这才开始怀疑一年前的输血是孩子患病的“罪魁祸首”。
几近崩溃的父母希望有人“救救他们的孩子”，但他们不知道那里有“救命稻草”，因为连医院都把我们撵回来了”。在病历的“出院诊断”一栏，写的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在“意见”一栏写的是“家属要求转院继续治疗”。
回家两个月了，伉伉的治疗只能是“头热医热，身痒医痒”，每个夜晚，年轻的父母都会因为孩子的啼哭和抽搐惊醒。
因为在村里备受歧视，邸颖夫妇带着孩子去了新疆。伉伉受尽了艾滋病的折磨，于2003年10月8日走完了短暂的人生，长眠于天山脚下。
伉伉死后，留给邸颖夫妇的不单是痛苦，还有数不尽的冷眼和歧视。他们每月要去防疫站检查一次HIV抗体，三个月过去了，结果仍是阴性一一说明他们没有感染艾滋病毒。
8年多来，笔者见到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孩子有21个，其中双亲家庭者18人，单亲家庭3人。39位父母均未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且其中12位妈妈有哺乳史。在这21个家庭当中，还有兄弟姐妹、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等人，也未发现有人被感染，说明艾滋病感染的几率并不像外界想像得那么可怕。邸伉伉的家属20余人，但出了伉伉之外，未曾有任何人检査岀HIV抗体阳性，但邸家村庄的人对他们仍像瘟神一样躲避。
邸颖回忆说，2003年4月20日，他带着微型录音机找到林芳茂，录下了当时的对话。
不久之后，村诊所医生给邸颖打电话，让他不要去告林芳茂，还说当时也是想救活孩子，让他们不要恩将仇报。最后，村医生转达了林芳茂的诚意：你没有钱，告也告不赢，《献血法》是2000年12月纳入法律的，到最后人财两空，倒不如给你两万块钱，咱们一笔勾销。
因为邸颖没有答应，这笔钱的数字迅速涨到4万，并附加了给已经结扎的石翠丽免费手术的条件，后来又涨到了10万。因林芳茂的儿子是当地有权有势的人，邸家也听说此类案子打官司也没有结果，即使打赢了对方也不会赔偿，还不如私了。作为交换，邸颖要将当时的录音带交还给林芳茂，林则付给他10万元。在众亲友的协力劝解下，邸颖最终没有起诉。据邸颖说，2000年10月，林芳茂在治疗中曾导致大屯镇土山村的一个孩子死亡，最后赔偿了1万多元。
邸伉伉就这样走了，他还没来得及感受人世间美好的一切，便匆匆走了。逝者已逝，留给我们的又是什么呢?小伉伉等无辜儿童遭受的“血祸”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警惕。据说目前还有不少血头、血霸、职业买血人仍然活跃于广大的农村，和某些无良医生勾结在一起，暗地里进行非法采血活动，甚至还有公开的非法采血站。不知道这种现象何时才能完全制止?

贴主:加拿大国际出版社于2022_12_08 10:21:45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