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笃笃……”刚才一直像凌晨的太平间里一样寂静的林子里，忽然有了巨大的响声，而且就像是在我耳边响的。震得我头懵，猛地把我吓了一跳。什么声音？哪儿来的？
尽管我还没接受过军事训练，却也本能地赶忙蹲了下来，同时不由自主地把刚领到手才几个小时的AK-47枪口指向前面，并立刻打开了保险机。
然而往前面仔细查看，似乎没一点儿情况。几缕月光透过头顶上树叶的缝隙洒在草地上，形成几个白色的圆圈，还是和刚才一样静悄悄的。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执行真正的战斗任务――潜入敌后抓俘虏，而且一定要抓个“活口”。这真要好好谢谢陶中尉了，是他向上级领导建议让我留在越南，也是他建议让我和他一起执行这次任务的。灌木丛中只有我们俩。
“笃笃笃……”巨大的声音又响了。刚才我看清楚了前方和左面右面都没情况，这次我就扭转了头往后看了看。扭脸我就看到从树叶缝隙中漏下的月光照在陶中尉那张扁平的方脸上，他一改往日的严肃，变成了嘻皮笑脸，右手中指还伸在我头的上方没缩回去。哦，原来是他刚才在敲我头上戴的钢盔。我一把抓住他还想再敲我钢盔的手，左手竖在嘴唇上做了个肃静的姿势。有事你就拉我一下，给我比划比划，我不就明白了？为什么非要敲钢盔，不怕暴露？
没想到“笃笃笃……”的声音忽然变了，变成了“咣咣咣咣……”。周围好象还有不少人在大声叫喊着什么。难道是被敌人打了埋伏吗？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向前又仔细看了看，还是没发现任何异样的情况。再回头找陶中尉时，发现他已经不知道跑哪儿了，好象他根本就没存在过似的。领导都跑了，剩下我一个人还有什么用？那就向他学习，也赶快撤退吧，得保住革命的本钱嘛。总不能没抓住敌人的俘虏，自己倒被敌人抓成俘虏了。赶快往回跑吧！
然而此时却发现我的双脚像被绳子紧紧绑住了似地，根本拉不开步子，耳听得喧闹声也越来越大。急得我直想喊陶中尉你在哪儿？我怎么办？……这时我忽然焦急得清醒了些，费劲地睁开像是胶粘住一样的眼睛：哦，原来我是在做梦。
睡觉以前跟张建华一块儿喝的那半瓶酒（按惯例，两人一瓶酒每人喝半瓶）还在肚子里发挥作用，搞得我反胃恶心脑袋发懵，真想闭上眼睛继续睡下去。但“咣咣咣……”的敲门声却是实实在在的，伴随着强烈的敲门声，门外有人大声叫唤：“……开门了开门了！快点儿开门！我们是派出所查户口的[1]，再不开门就砸了啊……”
唉哟，早不来晚不来，瞅着我趁着酒兴做着好梦的时候来查户口，真扫兴！但派出所的来查户口，这门还必须得开，不然的话他们真敢把门给砸了。我撩开被子，光着上身只穿裤头，拖拉着鞋子三步并两步窜到门口，把门锁一拧开就又立马蹦回了床上，钻进被窝就把被子拉到了下巴上。
天冷，还是被窝里暖和。这阵子经常查户口对笔迹，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反正我虽然没户口本，却已经在这院子里住了十几年了，怎么查都行。
没想到我的脸马上就被一道强光给罩住了，紧接着就被一双有力的手给拧出了被窝，容不得我反应，我就从床上被脸朝下摔到了地板上，一个膝盖立即就压到了我后脑勺上，把我的脸压得紧紧贴住了地板，把我的鼻子顶得酸疼，鼻血也流了出来。我使劲扭了一下脸，让右脸颊贴在地板上承受膝盖的压力，这才把我的鼻子解放出来。容不得我想是怎么回事，紧接着我的右手就被拧到了背后，“咔嚓”一声，我忽然就明白了：这是在给我戴手铐呀！
怎么会是这架势？不就是查个户口吗，怎么把手铐都用上了？
“咔嚓”声又响了一下，左手也被铐上了。我双手都不能动了，后脑勺的压力就消失了：那个用膝盖压我脑袋的人站起来了。这时我才注意到有一道强烈的光柱在墙上晃来晃去，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后来那道光柱就钉死在电灯开关的灯绳上不动了。一只手伸过去拉了一下灯绳，电灯光就代替了手电筒的光柱，满屋光亮。没人压我了，我就试着翻了身坐了起来。
“别乱动！听见没有！”一只手指着我的鼻子喊了一声。我从眼角扫了一下，看到他们是俩个人。一个低个子手里拿着一个能装五节电池的手电筒（老百姓俗称“五节电”）正在推上开关。
那个高些的警察（就是给我戴手铐的那个）把指我鼻子的手缩了回去，眼光就落到了桌子上的一个绿挎包上。他动作迅速地冲到桌子旁边，掂起了挎包晃了晃。从他猛然间高高扬起的右手来看，他本来认定挎包里装的是比较重的东西，却没想到是空挎包，所以动作就太大了些。
知道了挎包里没他想找的东西，他不满意地瞟了我一眼，然后把眼光垂到了我的床下，就往下一趴，右手往前一扒拉，就拉出了一只纸箱子。箱子原来是装肥皂的，是“矛盾”牌肥皂。他把纸箱子往下一倒，箱子里所有的东西就都展现在地板上了。说是所有的东西，其实只是几件换洗的衣服：两个裤头，一件衬衣，两双袜子。高个子把那几件衣服一件件仔细地扒拉过来捏过去，就像里面可能藏着重要的机密文件或是特务情报一样。
低个子警察也没闲着，电灯亮了，他的五节电池的手电筒就没用了。于是他把“五节电”像背步枪一样往背后一顺，上前就把我的被子掀起来，像西班牙斗牛士冲着发怒的公牛挥斗蓬那样，把我的被子在空中使劲甩了几下。看到里面没夹带东西，就把被子往地下一撂，顺手把褥子抄起来，按照甩被子的架势也使劲甩了几下。看还是没夹带任何东西，就把被子褥子重新又撂回床上，把“五节电”顺到前面打开开关，趴到地上用“五节电”在床底下晃了起来。
瞎晃个什么嘛？床下只有那只纸箱子，让高个子警察拿出来后床下就空空如也了，只要不是瞎子就能知道。低个子警察纯粹是装模作样。
这时高个警察对所有衣服的检查也结束了，开始扭着头四处观察，从上到下东西南北转了好几圈，然后眼睛盯住我，失望地问：“就这了？”
“就这间小屋子。”我不知道他想找什么。但这间八九平方的屋子里只放着一张床，一个没有抽屉的三斗桌，可以说是一目了然。“不都明摆着的吗？”
“老实点儿，枪呢？把枪交出来！”他紧接着问。
“什么枪？”
“手枪，就是今天下午你装在书包里带回来的那支‘烧鸡’。”他从桌子上拿起来那只空空如也的绿书包，在我脸前晃了晃。
“手枪？烧鸡？”烧鸡？……烧鸡？哦，明白了明白了：天快黑我回到院里的时候碰见了张建华，我让他晚上带瓶酒来找我弹吉它唱歌侃大山。当时我拍了拍斜挎着的书包，大声说我这儿有只烧鸡，意思是他带瓶酒来也不吃亏。跟张建华说这话的时候，我们院居委会的桑主任正从眼角处露着余光，偷偷地盯着我从我身边慢慢走过，没想到她当正事汇报给派出所了。
 “嘿……你们搞错了。”我略带嘲弄味地笑了笑，用嘴呶了一下桌面上的骨头。“那不是嘛，就是那只烧鸡，昨天晚上都啃完了。”
桌子上铺开的黄草纸上面摆着散乱的烧鸡骨头，旁边是一只《二锅头》的空酒瓶，再边上还有一把38吋的《红棉》牌吉它，都是我和张建华吹牛皮侃大山的佐料。
“嗯？”高个警察似信非信，看了一下我，然后把脸往桌面上凑了凑。
“真是烧鸡？不是手枪？”身后那低个子警察探身上前抖了一下昨天包烧鸡，现在放着鸡骨头的草纸，回头看了一下我，态度有些愤愤了，似乎是我欺骗了他们。然后又环视了一下整个屋子，气愤愤地冲到我面前，用手指头使劲点着我的脑门大声说：“小子我警告你：以后不准你再把手枪叫烧鸡！听见没有！”
“我……”我一边躲着他的指头一边分辩：“我可没把手枪叫烧鸡呀。你不也看见了嘛，这真的是烧鸡，不是……”
这可绝对不是我的错，我没有给手枪起外号的爱好，给手枪起外号都是别人的事。手枪有好几个绰号。过去（包括解放前）不少人都叫它“二斤半”，那是相对于七斤半重的步枪而言的。“背上二斤半了”就意味着不再背步枪改背手枪，言外之意就是当官了。还有人叫它“苕秫疙瘩”，那是因其形状有些像扫床的苕秫疙瘩而得的外号。而且烧鸡是众口铄金的美味，这二年就兴起了把手枪叫成“烧鸡”之风。简单明了容易上口，所以这叫法在文化大革命[2]中自从开始抢枪以后就普及了。现在不光是学生，连许多大人都管手枪叫烧鸡。不过这回我可真没把手枪叫烧鸡，这回真的是可口的烧鸡。
叫外号有错吗？那是老百姓兴起的习俗嘛。比如说吧，管香烟叫二十响（每包二十支）管酒叫手榴弹（外形极像），几乎是世人皆知的常识。如果你去找别人办事时，有人提醒你一定带上二十响手榴弹，你肯定知道那是让你带上贿赂人家的香烟美酒，以便调动人家的积极性，让人家“研究研究”（烟酒烟酒）你想办的事情。绝对没一个人会理解为让你带上真的二十响手榴弹，去威胁人家逼人家跟人家玩命让人家给你办事。
这里要交待一下：在1967年的收缴枪支的“9.15命令”下达后，特别是经过1968年声势浩大的缴枪运动以后，社会上的枪支已经基本上全都由“军宣队”或是“军管会”收缴了。但因为1967年抢枪时各个单位的造反派们门派林立各自为政，被抢枪支数量根本无法统计，个别枪支肯定有被私藏起来的。如果能收缴一支真正的“烧鸡”，这两个警察可能就会立功了。
“算了算了。”知道了我所说的烧鸡真的是烧鸡而不是手枪，再加上刚才已经仔细搜查过了，也没发现其它他们关心的东西，高个子警察就冲低个子挥了一下手，走到桌子面前，用食指在吉它弦上使劲划了一下，表情略微有点儿沮丧，撇了一下嘴唇，说：“哼！那帮子居委会的老婆子们真是，疑神疑鬼的，听风就是雨，想立功就瞎报告……”
“这会儿能让我穿衣服了吧？”我冻得几乎要打哆嗦了。
“哼！”低个子气呼呼地哼了一声，就像肉店里卖肉的师傅掂半扇猪肉那样抓着我的胳膊就把我拧翻过来，高个子就用钥匙给我打开了手铐。严密的搜查没发现任何敌情，情绪自然就放松了。他从兜里摸出只剩下两三根的八分钱一包的《勤俭牌》香烟，递给低个子警察一支，伸手从桌子上拿起我的打火机点着，猛抽了起来。他长出了一口气，就像从嘴里吐了一根白色的棍子。
“还干啥？”低个子警察嘴里也吐出了一根白色的棍子，问：“回去吗？”
“急什么急？反正没别的啥事，暖和会儿再说。”高个子警察似乎意犹未尽，不太想无功而返，就又猛抽几口烟，嘴里又吐出了几根白色的棍子，眯上眼似乎在想什么重要问题。等我穿好衣服，他像是刚想起来这次几乎要破门而入了，没有收获却动静不小，就又像没话找话一样忽然转过脸对着我问：“你的户口呢？啊？”
其实他真是明知故问。从前年开始，先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让学生上山下乡了；去年又来了个据说是林彪签发的《一号命令》，说是马上就要打世界大战，要坚壁清野，就把干部全都下放了。这中间的几年还兴过“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运动，把城市里的“闲杂人等”也都撮到了农村。所以到了1970年的春天，除了工厂以外，几乎把所有的城市人都赶到农村去了。一到晚上，省直机关这一片处处都是黑灯瞎火，即使能找到几个人，那也都是从农村回来的，十有九成九都是户口已经转到农村了。
“在我爸妈那儿呢。”我回答：“在公社。”
“既然没户口，那，那你就得跟我们走一趟了吧。”这下子就找到了带走我的理由，他把大拇指冲门外一甩，口气就像去搂草却拾了只兔子似的。草没搂着却捡了兔子，虽然兔子比草要珍贵得多，但捡兔子已经违背了搂草的初衷，所以他尽量让口气中表现出明显的遗憾。似乎他根本不想把我带走，带走我是我遇到他的运气，是我的福份。
“是王伯伯叫我回来帮他破‘四案’的……”看他们的敌情观念松懈了，我不失时机地亮出我自认为是法宝的东西。希望我祭出法宝他们就会网开一面。
“哪个王伯伯？”高个子警察警觉地问，斜着眼看我。
“什么伯伯叔叔的！别理他！”低个子警察因为被我的烧鸡欺骗了一次，没能让他立功，压根就不相信我的话：“王伯伯？还张叔叔呢！鬼话连篇！你还不如说是王洪文张春桥请你，那不更能吓唬人？就你这熊样。还能帮什么狗屁王伯伯破‘四案’？你要是能破案，还要我们这些公安干啥？共产党养我们这些人是吃闲饭的？”
“王伯伯就是王主任，是省革委[i]常委。”我没必要跟他讨论我的破案能力，只要能见着王伯伯，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是省革委管政工保卫的……”
“少他妈瞎啰嗦！快走！”低个子警察伸手就把我往门口推：“别管是你的王伯伯张叔叔还是二大爷小舅子，都叫他去派出所找你去。只要他能管住我们，来个电话，我就让你坐在我肩膀上，我亲自把你扛回来。”
用不着什么传唤证逮捕证之类的啰嗦东西，警察的话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法律。那就乖乖跟他们走吧，否则还可能再被铐上，还是得让他们拎走，那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按我所知道的一般惯例，估计要是再戴一次手铐就得加重处罚，就该是把一只手从脖子旁边绕到后脊梁骨上，把另一只手从后背处和那只手铐在一起，名叫“苏秦背剑”的背铐了。
没关系，我是王伯伯叫回来的，只要他一出面就没事了。这会儿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先顺着他们吧，老祖宗不是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吗？
但我的鼻血虽然已经不往外流了，嘴唇上却斑斑点点血糊哧拉的，就扭过头来对低个子警察说；“就这样去派出所？我擦一下鼻血不行吗？”
低个子警察瞪了我一眼，但估计想着这样去派出所，会让人产生他们对我动手了的嫌疑，就不推我了，恩准了。还好，脸盆里还有水，我把鼻血尽可能干净地擦了擦，就乖乖地按他们的意思，自动走在了他们俩的中间。
走出楼门口的时候，低个子警察拍了高个子警察一下，伸手向旁边指了一下，还把下巴也往那边伸了一下。我顺着他的指头指的方向，看到路旁的柏树墙后面隐约站着两个黑影，一动不动。高个子警察对那两个黑影说：“回去睡吧，桑主任，我们把他带走了。”
“唔唔……”黑影之一呜呜噜噜地不知嘴里说了些什么，听口气像是想尽量压低声音，不想让我听出来黑影姓甚名谁，估计是怕我从派出所放出来后报复她。但却没想到高个子警察刚才的话已经道出了她的名讳。
就这样，我被抓进了派出所，是被居委会的老婆娘“点”进去的，而且是因为她们把我买的烧鸡当成手枪了。多窝囊！
但我并没把这几乎是把我光着屁股抓起来的事放在心上，因为我知道：1）让这两个警察精神振奋的“烧鸡”，是真正的烧鸡而不是手枪，已经在我肚子里变成大粪了，警察们不可能再往下追了。2）是省革委（文革以前的省委）的王伯伯写条子叫我回城帮他破“四案”的，只要他一发话，谁都不敢再关我。3）我知道我虽然是这个派出所有点名气的人，却只是因为大串联时我偷越过国境到越南要求“抗美援越”，没别的事。4）我知道警察借查户口为名抓人的目的是为着找一个或是几个“反革命”，就是做“四案”的“案犯”，而我并不是他们拚命想抓到的那个反革命。要想证明这个问题做法很简单，只要一对笔迹就真相大白了。
在这儿还得说一下什么是“四案”。1968年底毛主席一声令下，把学生都赶到了农村，1969年底又把大部分机关干部都赶到了农村。把城市人赶到农村，自然会让城市人心生怨气，于是1970年的1月末到3月初，就有人在省革委周围的电线杆子上偷偷贴了四次小字报，内容都是对上山下乡颇有微辞的。第一张小字报贴出来后正好赶上了中央“一打三反”文件的下达，“破坏上山下乡”也立即被列入现行反革命行为之一，于是这4张小字报就被定为反革命标语，在毛泽东时代就简称为“反标”。因为是4张反标，所以简称为“四案”。
此时省会的“破四案”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大打人民战争，坚决破获四案！”、“揪出四案黑手，坚决镇压反革命！”……之类的标语贴得到处都是。省会隔不了几天就要查一次户口。名义上说是查户口，其实户口倒不重要，只要是他们认为是有嫌疑的人就都要抓起来，抓起来就审查对笔迹。尽管没抓住作“四案”的主谋同犯，却破了不少别的坑蒙拐骗、小偷小摸的案子。
我知道派出所肯定也会让我对笔迹，但正因如此我才心怀坦然。因为我的字虽然写得不好，却涂得龙飞凤舞潇洒随意，按我高中语文老师讽刺我的话说，就是“远看天马行空如云似风，近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绝对是“就此一家，别无分号”，肯定跟反标上的字没一点儿相象之处。他们只要让我写字，立刻就会明白他们抓错人了。我就自由了。
但从被派出所送到分局，按程序对过笔迹后，从审讯室出来回到大屋子才十来分钟，我的自信就不复存在了。因为排在我后面对笔迹的那个人从审讯室回来后就直接来到我面前，小声而又兴奋地问：“你真的偷越国境去过越南，还是半夜游泳过去的？”我当然不会放过自我表扬的机会了，就把我那段经历捡着“悲壮”的情节给他讲了一遍。说完后正兴奋着呢，他却告诉我了个坏消息，让我如同三九天兜头浇了一桶冰冷的雪水。
他说他对笔迹的时候那几个警察正在议论我。一个警察说笔迹基本上都对完了，要是都对不上，就让他们都滚蛋吧。一个年纪大些的警察说不行，刚才那家伙（指我）19岁就敢半夜游过红河跑到越南，胆子也太大了点儿吧。虽说是云南公安厅给他做过结论，说他没叛国言行，可到如今他被遣送回来已经三年了，谁敢保证这三年里他没干过别的什么坏事？就算他没事，他的那些狐朋狗友能没事，没准还能挖出个把案子来。刚刚老王来电话说他们的学习班挖地道缺人手，我看就把他（指我）放老王那儿再查查吧……
看来一时半会我是难得自由了。
在分局里饿了一天，天快黑的时候高个子警察把我叫了出去，一出门就又像今天早上那样，被两个等候在外面的人给摔倒按到了地上，双手被拧到身后戴上了手铐。戴的也是背铐。我看到这次给我戴铐的人没穿警服，身上穿的是工人们平时穿的的劳动布工作服。怎么回事？警察怎么变工人了？
由不得我多想，那两个人把我拉了出去，硬塞进了一辆三轮摩托的边斗里。其中一位坐在我的身上，把我的头紧夹在他的腿窝里，就把晕头瓜唧的我给带走了。
    摩托一个劲儿地加油加速刹车拐弯，也不知跑了多长时间，后来伴着一声刺耳的刹车声，猛地站住了。等到允许我把头抬起来时，透过刹车带起来的黄色尘雾，我看到眼前是打开一扇小门的汽车车库的大门，旁边站着一个拿着把大锁的工人。摩托上下来的那两个工人拧着我的两只胳膊，把我架到了小门口，按着我的头，让我弯着腰把头伸进了车库里。一个人架起我的左臂，一个人架起我的右臂，把我摆成喷气式飞机的样子。一个伸出右脚顶我的左屁股蛋，一个伸出左脚顶住我的右屁股蛋，就像孩子玩恶作剧那样喜笑颜开地喊了一声：“一、二、三、发射！”脚往前踹的同时一起松了手，我就像是他们发射的导弹那样被踹了进去，几乎是平着身子飞进去的。
    就听得“嗵”的一声，我的头好象是撞到了一个人身上，撞得眼前金花直冒。我趔趄了好几下，最后扶住了墙才算没跌倒。
    “他妈的你瞎眼了！想撞到老爷们肚子里投胎？”没等我看清骂我的人是什么样，又是“嗵”的一声响，眼前的金花又冒出一大片，我就糊糊涂涂地躺到了地上。这一拳挨得真不轻。
    躺在地上，模模糊糊看到脸前是一双散发着浓重臭味的皮鞋。正想弄清楚这双龟裂的破皮鞋是属于谁的，从皮鞋上面伸过来一只又黑又肥的大手，抓着我的前胸的衣襟就把我揪离了地面。这时我才看到皮鞋的主人长着一张狞笑着的满脸横肉，那一拳是他给我的见面礼。
    “你他妈急个啥？跟狗抢骨头似的。”满脸横肉呲牙咧嘴。“也好，既然你想啃骨头，就让你尝尝猪蹄的滋味。”说着，把他那肥得像卤猪蹄一样的拳头高举了起来。周围的人跟着乱起哄：“揍他！”“叫他尝尝滋味！”“让他经风雨见世面！”……
    没吃过猪肉，谁还能不知道猪是怎么跑的？这种类似“杀威棒”的场面我在电影小说里看过多少遍了，干脆闭上眼睛抱住了脑袋静等挨打。这时听到铁门咣当一响，有人大喊一声：“汪干部来了，该学习了！”周围立刻就静了下来，拳头没落下来，我被撂到了地上。
我懵懵地环顾一下，刚才围着我的人都整整齐齐地溜着墙跟坐下了，就像幼儿园的孩子们看到阿姨来了就要“排排坐，吃果果”一样。大门哗啦一响，扭脸再看，铁门已经大开了。几个人在门口一字排开站着，离我最近的是位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绿军装的年轻人，两边各站着一个穿蓝色工作服套红袖箍，手上掂着自制长矛的工人。
    军装青年冷眼盯了我一会，说：“刘大毛！”声音不大。
    “有。”刚才打我的那个满脸横肉立即蹦了起来，一脸媚笑。
    “我多次强调：在我这里绝对不许耍狱霸作风。真理在我们无产阶级这一边，我们以理服人，不以力服人。你怎么做的？嗯？”年轻军装声音大了些，却低下头，眼睛盯住了自己的脚尖。“刚才，你是不是又本性暴露了？啊？”
“报告汪干部：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刘大毛陪着笑频频点头。“自从你上个星期五苦……苦……，苦苦婆……”
“苦口婆心。”汪干部不耐烦地提醒他：“连这么简单的成语都学不囫囵。”
“是是是，我一定努力学习，努力学习。”刘大毛赶忙虚心认错：“自从你上个星期五苦口婆心地哼哼教导过我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