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媒体上,以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为导火索引发的社会新闻甚至法制新闻并不少见，远离老家的出轨、与金钱密不可分的情感纠葛，甚至还有“夫妻同心”违法犯罪的种种个例。

按照美国大文豪海明威的说法，当你看到海面上有座大冰山，这意味着海面之下至少还有七倍于此的体积。

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民工人数已迫近3亿，超过四成的农民工身上出现了夫妻分居、婚姻生活质量不佳的隐患。在社会这片大海之下，存在着看不见的庞大冰山——被折叠的农民工灰色婚恋世界。
新时代的背井离乡

如果从宏观角度来看，1984年颁布的《允许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经商》可说是里程碑级别的规定。这意味着“打工潮”已经成为广泛的社会现象，所以才需要出台文件进行规范。

随之而来的，还有方方面面的社会变化，“临时夫妻”也好，引发广泛关注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城乡对立也好，实质上都是打工潮引发的连锁反应。
“到更好的地方去生活”，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正确而自然的选择。城市化进程对原本稳定的家庭农业经济模式产生了巨大的消解力，工业化进程则打开了大量劳动力的缺口。

一边是耕地减少、务农收入低下，另一边拥有更好的职业、教育、医疗资源，在马太效应之下，双方差距还在与日俱增。

作为肩扛着家庭重任的青壮年，不论从自身发展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子女教育、老人医疗等需求考虑，前往城市都是符合逻辑的选择。一言以蔽之，这样更划算。
大部分打工族都有这样的规划：趁着年轻去城里闯一闯，要么一个人去，要么夫妻两口子去，趁着父母体力还能支持的时候，家务和孩子可以由父母照管。等到孩子该入学了，自己也差不多在城里有了立足之地，这时候再全家搬迁，从此都能享受到城市资源，完美！

然而理想丰满，现实骨感。购房、入学、户口、买车，没有哪一项不是Hard模式。相关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月薪平均不到三千元，大家可以代入自己城市的房价估算一下，打工者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更何况发展越好、就业机会越多的城市，对户口学籍等资源的限制越多，缺少核心技能、容易被替代的农民工群体，在资源分配体系中先天处于弱势地位。

如此局面之下，小家庭半工半农、两地甚至三地分居的情况大量出现，“临时夫妻”现象的温床就此诞生。
关乎人性本身

2008年，女作家吴治平的《中国乡村妇女生活调查：随州视角》出版，在这部纪实文学作品中，作者通过大量实例分析，最终得出结论——“临时夫妻”的最大特点是不PK掉自己的配偶，就是以保全法律上的夫妻关系、不拆散原有家庭为道德底线。

对大多数选择了这条路的农民工来说，最初的起因倒也真谈不到人性扭曲、道德沦丧那么严重的地步，一开始往往只是出于最基本的情感需求与性需求。
福州市曾经组织过一次问卷调查，在外来务工人数较多的福州和宁波随机选择1000名目标受访者，最终发现超过四成的农民工夫妻分居两地，平日情感联络全靠手机，交流内容不外乎儿女如何、家里怎样，家庭分离对婚姻生活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其实这样的情感疏离不仅见于农民工群体，城市中的家庭主妇群体不也同样焦虑于“老公的工作圈子完全不懂，越来越没有共同语言”吗？

本应是利益共同体、情感亲密者的夫妻，却因为现实原因长期生活在不同的社交圈中，长此以往渐行渐远，这本身就是婚姻中常见的危险状况之一。

不少踏入了“灰色婚恋”的农民工都有类似以下的表述：打工很辛苦，不但身体累而且心累，城市压力又大看不到日子变好的希望，家里人理解不了也懒得细说，生病了或者难受了都是自己一个人扛着。
这种情况下，一旦身边有遭遇相似的老乡能够理解，对自己也很好，很容易就感觉获得了巨大的幸福感。所谓“人恋温存狗恋食”，这本来就是人性最最基本的需求之一。

当他们脱离原有的熟人圈子、进入城市务工体系之后，遭受完全分离的不止是情感，还有性。情感空虚、生活枯燥、性压抑，这几种因素互相作用推波助澜，身心都处于极端焦虑的状态。
有研究者进行过统计，当适龄农民工面临性冲动时，近三成的人选择压抑忍受，而采用看片、找性工作者、一夜情等方式进行宣泄的各自约占5%。

不愿意一直忍耐下去的人中，就有人可能走上“临时夫妻”的道路，即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庭，至少可以消除情感孤独和性饥渴。

在其他农民工看来，各有婚姻而临时搭伴的“露水夫妻”并不是稀奇事，也没什么太大不了——“反正你情我愿的，在一起很正常。”言下之意，只要不闹出金钱纠葛、人身冲突，更不要搞什么违法犯罪的事，这就都是个人私事。
道德体系的孱弱与崩塌

诚然，“临时夫妻”的开端往往都是个人私事，然而它的危险之处并不仅仅在现象本身。合法的婚姻关系尚且有两败俱伤的可能性，何况不受法律保护的“伪婚姻关系”？事实上，有不少临时夫妻以冲突作为彼此关系的终结。

有的例子是双方同居，由男方负担大部分金钱支出，但女方的消费越来越高最后终于分手，男方认为女方骗钱，双方围绕经济利益扯皮的；有的例子是同居怀孕，一方借此向另一方要挟，或者要钱或者要求对方离婚的；

有的例子是先做“准夫妻”，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培养感情”，一方卷走另一方的积蓄从此消失的；甚至还有同时与多名异性保持亲密关系，从每个人口袋里掏钱，最后真相大白一地鸡毛的；
至于同居事实被老家社会发现，从此颜面扫地甚至不敢再回老家，这反而是最“常规”的一种情节发展了。

在大量的事例中，甚至还有一开始就心术不正、以“合谋”为前提走到一起的。其中心态也不难理解，人们多多少少总会觉得保持亲密关系的男女更容易彼此信任，而且现实一点说，生活在一起就意味着独自活动的机会更少，也更不容易出卖同谋……

在臭名昭著的网恋骗局中，有一种被称为“男聊女面”的典型模式：营造一场网络恋爱的假象，向上钩者索要金钱、或者骗上钩者去投资，总之都是盯着钱来的。

这种骗术往往都是一对多的，上钩者以为网络对面是温柔漂亮的小姐姐或者大姐姐，实际上很可能只有视频聊天的时间对面才是女性，其他时候全都是抠脚大汉——这种被称为“杀猪盘”的骗术，由于需要保证机密和及时回复，通常都是由同居的男女合谋上阵。
杀猪盘

再比如不久前震惊全国的“郑州男子跪爬，哭诉女友被撕票”事件，一般人都以为是遭遇不幸的刑事案件，万万没想到事件反转，居然牵出一整条性虐待服务产业链！

这名男子和他的女友因前往郑州打工相识，很快走上邪路，几个人成立了为特殊性癖者提供性虐待服务的工作室，从中牟取利益。后来他的女友在“服务”中被客户杀害，他竟然还想要煽动网络舆论继续从中获利。

吴治平在书中说：“家庭婚恋生活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中国传统男耕女织家庭模式和婚姻生态受到挑战。”

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结婚证不过是一张纸”，约束他们行为的就只剩下老家熟人社会的道德舆论压力——他们并不一定认为“婚内出轨婚外情”是个错误，只是害怕被熟人知道，导致社会性受伤甚至社会性死亡而已。

道德的约束力一旦崩塌，总有一部分人会越走越远。
重新认识婚姻

在“外出打工→背叛婚姻”的大量事例中，还存在着一种对被动型婚姻产生反弹情绪的特殊情况，我国研究者称之为“闪婚觉醒”。

打工大潮影响的不仅是城乡居民的生活方式，对全国范围内的婚姻市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男女双方在婚姻市场上的选择范围都拓宽了，农村积重难返的重男轻女倾向也就暴露出不良后果，农村男性娶老婆肉眼可见地变得困难。

这使得父母越俎代庖，急于让儿子尽早相亲结婚，至于夫妻双方的性格情感是否相投，往往在权衡中被放弃。
这种父母主导下的“闪婚”，婚姻当事人的话语权几近于零，实质与包办婚姻并无差别，就如鲁迅所说——仿佛两个牲口，听从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地住在一块儿罢！”

这样没有基础的婚姻，能不能维系下去完全就是个撞大运的事，一旦出外打工发现了更符合自己要求的对象，原有的婚姻关系顿时面临危机。

在“闪婚觉醒”型的事例中，双方的婚姻观实际上已经完全不属于同一个时代了——进入城市打工的一方迅速接受了新的婚姻观，肯定了自身的个性化情感需求；而被留在老家的一方（包括父母长辈）则仍然相信传统农村生活模式下的“家和万事兴”。

双方都因为“我周围的人都是这么想的”而更加坚定自身的判断，矛盾也就愈发不可调和，一方选择“临时婚姻”的可能性又增加了。
结语

如果我们把范围再扩大一点，“露水夫妻”并不是仅仅出现在农民工群体之内的现象。海外华人中夫妻分离者往往渴求心理安慰，在异国他乡更容易抱团取暖，也容易催生“搭伙夫妻”。

这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生活压力与道德准绳不可兼得时，他们都选择了放弃道德。有人说“不要试图考验人性”，在此类问题上也同样。

关于这个被折叠的农民工灰色婚恋世界，已经有不少专家和人大代表开始大声疾呼，认为致力于改善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处境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