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1-20 07:09 
黄春光是黄永胜的第一个孩子。

1943年冬，黄春光出生于河北保定的一个山洞里，因此，小名叫“冬洞”。

1962年黄春光考入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在特殊时期受到影响，1968年才毕业，毕业后分配至空军云南蒙自机场，在航空兵某师轮战小分队下放锻炼，当机械员。

1969年春节前，黄春光调到航空兵38师作战科任参谋。


1971年9月12日，这一天是星期日，天气晴朗，上午，黄永胜先到理发室理发，随后，黄春光陪他散步聊天。

此时，黄春光时任北京军区空军防止突然袭击办公室副主任。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父子二人回来，闲聊了几句。很快就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饭后午睡，起床看文件。

9月12日下午，毛泽东回到北京，周恩来通知黄永胜晚上到人民大会堂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那时政治局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习惯，一般上午睡觉，中午起来吃早饭，下午三点开会或办公，晚上到人民大会堂吃午饭，开会到夜里两三点，然后回去睡觉。

那晚，黄永胜就滞留在人民大会堂。

黄春光和黄永胜的警卫参谋费四金都有印象，那一天比较平静，直至晚上快8点，黄永胜才坐车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

为什么晚上快8点才走？因为周总理召集会议一般都是在八点半，提前五六分钟到就行了。黄永胜住在西山，路上要走40多分钟，时间由费四金掌握。

费四金随黄永胜到了人民大会堂，首长在里面开会，他在外面大厅坐着，看见周总理两次出来接保密电话，虽然福建厅里有电话，但没有加密。

周总理第二次出来接保密电话时大约夜里12点多。12点以后，周恩来和警卫员走了，事后知道是到毛主席那里去了。

夜里一两点，华国锋从人民大会堂北门进来了，四五点周恩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直到第三天费四金等人才回家。

9月13日，黄春光一上班，值班参谋报告：“主任，出大事了，跑了一架三又载，机上有谁不知道。”

“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事？”黄春光马上问黄家的秘书，但秘书也一无所知。“我又问父亲回来没有，说没有回来，我搞不清怎么回事。”

9月24日，黄永胜在人民大会堂被逮捕。

也正是这一天，黄春光接到了电话：“电话通知我们回家。我妈来电话，说父亲出事了，让搬家。”

过完10月1日，黄春光在办公室，他说：“参加学习班，老有人跟着。”

“我分析，帮助父亲烧照片是抓我的原因。”但当被问到为什么烧照片时，他愣了愣，他没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只是有一种朦胧的危机感，黄春光说：“主要是怕说不清楚，有些东西就清理了。”


他也承认：“我帮着烧了很多照片。因为走廊有两个门，晚上11点多，秘书看见，就揭发了，说我划不清界限。”

纪登奎、郭玉峰找黄春光谈话：“9月16日晚，你帮你父亲烧什么东西？你父亲烧了很多东西，把花盆都烧裂了，烧的是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的专案，还有一些策反信。”

黄春光似乎很快就接受了这个事实：“和费四金一样，我也被关了4年。李作鹏的女婿、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王乘璋的秘书，我们都在一起。”

在那个年代，唯一可做的，就是安下心，不胡思乱想，也不怨天尤人。黄春光深知这一点。

被关押的那段时间，他并未受到苛待，吃了倒头睡，醒了还是吃。

看守很是纳闷，忍不住问:“别人在这儿都是吃不下睡不着，你怎么一点儿负担没有呢？”

黄春光只是答道:“我没做任何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我有什么负担？我最大的负担就是我父亲是黄永胜，但他是他，我是我，我和他之间只不过是个父子关系。”

“父亲一直没有消息。”直至1976年，黄春光才知道黄永胜被关在秦城监狱。

“我们反复要求去看。”黄春光总是想，无论如何都要再见一面自己的父亲。

“终于说可以看了，母亲却在外地劳改，去不了。我们兄弟四人约好，老婆孩子十几口人，浩浩荡荡到了秦城。”

黄永胜却不见，他回信说：“我不能以这种身份见孩子。”


黄春光锲而不舍：“不见到父亲我们不走，就在秦城住下了。我写了一封信，恳求父亲，说你可以不见儿子，应该见见儿媳妇，你都没有见过，更没有见过孙子孙女。”

黄永胜终于同意了。

1980年7月9日，儿子黄春光、儿媳谭笑和小孙子来狱中探亲。

黄永胜提前一天就刮了胡子，10多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不停地在监狱里来回走动激动不已。

见面了，他一个大步上前，两次拥抱黄春光，那情景，感动得儿媳谭笑不禁侧头，发丝遮挡住了她的又笑又泣的模样。

黄春光十分感慨：“我第一个进去，父亲非常苍老，说你不该给我写这样的信，摧毁了我的感情防线。”

之后，黄春光又去探过黄永胜几次，每次半天。

“父亲后来说，我怎么知道他们要跑？请律师有什么用？他不相信律师。其实应该请律师，父亲不懂，没请，他自己为自己辩护。”

“在父亲的心里，有两个答案始终清晰而坚定。一是，只有党才能拯救中国；二是，伟人在党内是无人可比的。”

“他始终认为自己是真心反江的，抵制江的，怎么会与他们是一伙？在“两案”公开审理的现场，父亲还和江 互相瞪眼睛。”

良久，黄永胜才向黄春光问起了项辉芳，毕竟他已经快10年没有妻子的音信了。


黄永胜被羁押后，妻子项辉芳也于1971年12月由中央专案组审查，被送到安徽省白湖农场监督劳动。同其他被告们的家属一样，中纪委于1979年9月宣布对她进行重新审查。

在漫长的审查中，项辉芳通过他人的举证，断断续续地知道了黄永胜的一切。她仿佛天生就有着异于常人的韧性:她决定要重新开始自己的一切。

后来，在军事学院大院里，人们常见到一个憔悴孤单的女人在夜晚散步。她每月领取60元的生活费，等待和盼望组织上对她的处理和定论。

另一头，黄永胜在狱中没有像吴法宪那样一天到晚把老婆挂在嘴边，一种复杂的感情藏在他内心的深处，只是在他忧虑的日子里，他才从诗中表达出妻离子散的悲哀心态，但也写得很少。

黄春光说：“他说话断断续续的，但我听懂了，他想知道她现在怎么样，她现在想什么，她是否能原谅他。”

谭笑在一旁告知道:“妈妈已经解除了监督劳动，她的问题搞得差不多了，回到军事学院，等待重新审查，我们可以随便去，还可以住在那里。”

黄永胜听的时候把口张成个“0”形。

儿媳讲完了，他的嘴还张了半天。

然而，黄永胜判决后，项辉芳就同黄永胜离婚了。没过多久，黄永胜在青岛保外就医时，因病情恶化早早结束了生命。


在黄春光的记录中，只以一句沉重的话终结了对黄永胜的回忆：“1983年春节前父亲被发现肺癌，4月去世。”

澄水洞风景区东北角是黄永胜与项辉方的陵园。广场两侧是绿化带,栽有塔柏等植物。陵东侧是陈列室,陈列着黄永胜、项辉方的照片和他们部分遗物,陵园北侧有台阶通往陈列室。而这一陵园是黄永胜的黄春光及其兄弟建的。

此前，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建立，黄春光努力争取成为其中一员。

审查与劳改后，这些人纷纷被安排转业，离开军队。此时，他们想要有所抗争。

吴新潮本来是要继续当农民的，但他想留在北京，就到处找关系，最后得到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批示，落实了政策。林豆豆、黄春光等人也通过胡耀邦等当时中央领导的帮助得到安顿。

至此，包括黄春光在内的一批人的命运有了重启的可能。

自从父辈被划入另册，子女的名誉也被打上了标记:在某类戏谑的语境中，他们被视为“黑二代”，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可能遭到诟病。黄春光激动地说:“我们不认为自己是“黑二代”，我们仍然属于这个党。”


1976 年，黄春光转业到工厂，他自我降格为“一年级学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在人人削尖脑袋想发财的市场经济里，他们的天地变得前所未有的广阔。黄春光在赚钱方面，表现出色。

1976 年，他转业到地方，先后在几个国营厂工作。1980年，他在北京做贸易公司，凭借父辈和同学间的人际网络，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2001年9月至2005年12月，“江夏黄”调研工作专班成立后,正式接待前来江夏寻根认祖的黄姓宗亲和组织。黄春光也携妻儿也回归到江夏认祖归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