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党的工作重点正式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结束了党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是全局性和根本性的。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门打开，
各种西方思潮和生活方式涌入国内，从思想到经济，对我国造成了冲击。
与此同时，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返城，而由于工作机会不多，导致不少知青在回城后成了待业青年。他们整日游手好闲，又正值爱闯祸的年纪，社会治安越来越差，恶性杀人、强奸、抢劫等案件大增，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国家经济建设也遭到破坏。
在给社会带来恶劣影响的重大刑事案件高发、犯罪分子目无法纪、极度猖獗的社会背景下，
                        
                        
                        
                            
中共中央最终拉开了“严打”的序幕，这是一次在非常时期作出的非常手段。

触目惊心的重大特大案件
1955年，毛主席提出了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在这一口号的号召下，大量城市青年开始上山下乡，参加垦荒运动。
到上世纪70年代末，这些知识青年的总数已经在1200万到1800万之间。
实际上，
早在1976年时，毛主席就曾意识到知识青年问题的严重性，并计划重新考虑解决这一问题办法。
但是，随着毛主席的逝世，知识青年的问题也暂时被搁置了下来。
1980年5月，中共中央正式宣布知识青年不再上山下乡，并同意他们陆续返城。
当时，回城后的知青面临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私营经济的兴起、西方新鲜事物的涌入，这些存在处处挑动着这些青年的敏感神经。
与此同时，除了大批知识青年返回城里，越来越多的农民也开始选择进城务工，他们跟返城知青同时涌入城市，而城市中又没有足够多的工作岗位提供给他们。
城市中的人口一度超过了两千万，形成了巨大的负担。
加之这些失业青年成长的环境正处于国家司法系统几近崩溃的那些年，他们头脑中的法律观念淡薄，甚至以为抄家、武斗是正常的手段。
以上种种，都是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原因。
1979年7月6日，在彭真的主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正式颁布并实施，
这也是新中国成立30年后的第一部刑法法典
，意味着
我国正在向“依法治国”和“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迈进。
1979年9月9日，
“上海控江路事件”
的发生，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极大关注，造成的恶劣影响直接惊动了中央。

当天下午，一个青年在上海控江路抢夺小贩，被一个交警看到并制止，由于交警处置方法不当，引起了大量观众围观。就在这时，一些不法分子便抓住这个机会闹事：
攻击警察、拦截汽车、抢劫路过的行人。
当一名妇女骑着自行车路过此地时，竟然直接被推倒在地，身上的手表、皮夹都被抢去，更过分的是，
这些不法分子甚至还对她动手动脚，她身上穿着的衬衫、裤子、胸罩都被撕掉，整个人狼狈不堪。
为了维持现场秩序，上海警方出动了大批警力，一直到当天午夜才处理完。这一事件带来的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1980年1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的彭真在上海时，提出了
“从重从快”
这一方针：
“当前，对现行犯罪分子的处理，不能从轻，要从重；不能从慢，要从快。”
1979年的刑法对于严重刑事犯罪的量刑偏低，尤其对死刑的态度更是非常谨慎。
死刑的罪种数目被控制在一个极小的数字内，而死刑的适用范围也有着严格的界定。
当时，公安队伍的装备落后，民警待遇低，处理起事情来也有限制，按那时的话讲，就是
“坏人神气、好人受气、公安怨气。”
1980年2月12日，社会治安问题严重干扰到人民正常生活和国家经济建设，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
决定将死刑复核权下放
：
1980年内，对现行的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等犯有严重罪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
同年5月，彭真又在一次治安座谈会上强调称：
“各个时期形势不同，治安环境坏时应从重，好时就应从轻。”
实际上，这也就是所谓的
“乱世用重典”
。

就在彭真刚刚提出这一方针的前后，国内各地大案频发。
根据有关数据显示，仅1980年这一年，全国立案就达到了75万多起，其中大案有5万多起。此后两年，立案和大案数量始终居高不下。
1983年2月8日，邓小平在无锡视察工作，接见并听取了曾主政江苏的江渭清的工作汇报。江渭清担忧地对邓小平说：
“现在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但是社会治安情况一直是个大问题。现在城里的女工晚上都不敢上班，好人害怕坏人，这样下去可不得了啊。这个事情，只有您老人家下决定解决才行。”
邓小平听后，问道：
“你说说，该怎么办？”
“调查研究，半年准备，打几个战役，一个战役打几仗，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还有的押送边疆改造。这些犯罪分子最怕的就是杀头和吊销户口发配边疆。”
江渭清回答得十分干脆。
在这种社会局面下，邓小平等中央决策层开始酝酿一场“严打”的斗争。
1983年夏天，
邓小平乘车从北京驶往秦皇岛，在途经唐山时，却意外遭到了围困。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原来，当车队在路上正常行驶时，突然被几十个所谓收过路费的年轻小伙子拦了下来，他们一个个凶神恶煞、十分嚣张，最惹人注目的还是这些人手里一人拎着一把菜刀。
光天化日之下，这些人竟然提着菜刀就拦截过往车辆收钱，置国家的法制于不顾，嚣张程度简直超乎想象。
由于邓小平的行程属于国家机密，为了保密，车上只下来了一位警卫员进行交涉。但出人意料的是，
还没有说几句话，就见那伙人提起刀就向警卫员身上砍去。
同时，其他人还攻击起了车辆，幸好这些车都经过了特殊加固，加之有警卫保护，邓小平才平安无事，但他的车还是被拦截在唐山有半个多小时。
最后，由唐山公安出面，才最终阻止了事态进一步恶化。但遗憾的是，
还有两位警卫员牺牲了，开路的警车也已经被砸毁。

这些提着菜刀的人临走前，对着邓小平的车队放下狠话：
“今天是给局长这个面子，可不是看你北京的面子。”
如此嚣张，足见这些人在唐山有多猖獗，公安和法律在这些人眼里根本不值一提。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菜刀队”。他们没有工作，每天游荡在各个大街小巷，干一些上不得台面的勾当，腰间总别着一把菜刀。只要心情不好，随时都有可能掏出这把菜刀对着无辜之人威胁一番。
菜刀队的成员除了那些返城后整日游手好闲没有工作的知青外，还有一些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失业的工人和一些文盲。
他们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对社会充满了怨气。或许最开始时，他们为了生存，只是小偷小抢，但随着各种诱惑的出现，他们开始变本加厉，甚至动用武力为自己谋取利益。
就这样，时间一长，他们便连成一片，渐渐形成了一个黑色的犯罪集团。唐山的老百姓只要能不上街就不上街，天天担惊受怕。
由于当时针对这些犯罪行为，缺乏相应的处理办法，加之公安部门的刑侦技术落后，使得菜刀队越来越猖狂，最终撞上了邓小平的车队。这也意味着他们的“好日子”要到头了。
经此一事，
邓小平意识到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必须尽快提上日程。
不过，
1983年“严打”的直接导火索是这一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牙克石林管局林业设计院红旗沟农场发生的“六一六”大案。

中央顶层酝酿“严打”决策
1983年6月16日，内蒙古牙克石红旗沟农场的人们早上五六点便已经下地干活了。而一个小有名气的地痞于洪杰直到上午9点还躺在床上。
不久，起床的于洪杰没有下地干活，他找了几个兄弟一起喝酒胡侃。这几个人都不是什么善茬，甚至还有两个曾在监狱待过几年，他们分别是杨万春和韩立军。
到晚上10时许，于洪杰一行几人已经喝多了，但他们决定还要喝，便回到了红旗沟农场的宿舍里。
回去后，于洪杰又拿出自己藏在床下的白酒跟大伙喝了起来。
到晚上11时30分许，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已经喝得烂醉。这时，韩立军突然踉跄着站起来，掏出了随身携带的一把匕首，说道：
“弟兄们，今晚我们来个血染红旗沟，怎么样？敢不敢？”
话音刚落，在场没有一个人吭声，就连于洪杰也因感到突然没有应声。见在场的人中没有一个人应和自己，韩立军又提高声音说道：
“我领着弟兄们一起干，这没啥关系。”
这时，一个年仅15岁的初中生鼓起勇气说道：
“那样干是犯法的，杀人要偿命，我不敢。”
韩立军一看有人跟自己唱反调，立即拿起手中的刀子向他刺去，嘴里还骂道：
“到了老子的一亩三分地，在这个节骨眼了，你还敢说不敢，我先杀了你再说。”
见韩立军不想开玩笑，初中生躲过了刺过来的一刀后，急忙说道：
“我敢，我敢……”
这时，于洪杰也反应过来了，他也站起来支持韩立军血染红旗沟的做法，两人轮流向在场的人确认“敢不敢”，最后，有两人因太害怕坚持说不敢，于是，他们被威胁躺在床上，一句话也别乱说。
与此同时，其他参与行动的人手持各种物件准备行动。快午夜12点时，于洪杰挥着手里的凶器，高声说道：
“血染红旗沟的行动从现在开始。”

说完，于洪杰便打开门冲了出去。直奔农场的10号宿舍。
他一推门进去，就对着里面一人的头部和胸部乱砍起来
，房间里的另一个人听到动静后，正准备起身查看情况时，
突然脖子被刺了一刀，紧随而来的便是一顿乱砍乱劈。
杀完10号宿舍的两人后，众人又冲进了8号宿舍，将里面的三人残忍杀害。由于动静太大，农场指导员王化忠被吵醒，他身上披着衣服，举着蜡烛走了出来，迷迷糊糊地看着走廊里的情况，大声说道：
“这深更半夜的，你们在吵什么？”
王化忠是一位参加过中越自卫反击战的转业军人
，为了保护农场安全，相关部门为此配备了一支步枪和30发子弹。来这个农场的时间还不到20天，王化忠一点儿都没想到这些人敢干出杀人的事来。
见指导员出来，他们明白王化忠是军人，还有枪，一定不能让他知道。就在即将暴露的关键时刻，他们中的一个人十分机灵地也跟着喊道：
“都几点了，别吵了，回去睡觉去。要不然指导员就过来了。”
王化忠一听，误以为这些人就跟往常一样喝多了酒，吵吵闹闹而已，便没有过去。然而，当他转身回到屋里，刚把蜡烛放在桌上，门就被撞开了。这些人提着流血的凶器冲了进来，王化忠一看当即便明白发生了什么。
他立即去拿枪准备反抗，但还没等到他摸到枪，便倒在了血泊中。
就这样，不到十分钟，住在这里的所有男人就都被杀死了。
休息了一会儿后，这些人又回到事发现场去补刀。
大约半个小时后，于洪杰找了纸和笔，写起了遗书，其他人看到后，也纷纷效仿。
到第二天下午，血染红旗沟的消息也没有被传出去，而农场里的女场员也难逃厄运，她们被强奸、羞辱了一番。

下午4点，有个死里逃生的女场员来到当地的公安机关报了案，直到这时，红旗沟农场的特大杀人案才被外界知晓。
当地公安立即出动了大批警察和武警赶往案发现场，但一切已经于事无补。
红旗沟特大杀人案震惊全国，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恐慌，当地谣言四起，人民群众更是不敢出门。
在这次案件中，
这些犯罪分子一夜之间杀死27条人命，这些无辜的被害者中，有上至70多岁的老人，下至2岁的婴儿
，多名女青年被侮辱，其恶劣程度触目惊心。
尽管被害者家属和广大人民群众集体上述要求对这些犯罪判处死刑，但
最终只有两人被判死刑，其他罪犯的年龄都没有达到判处死刑的法定年龄。
同年7月19日，彭真与公安部部长刘复之来到邓小平的住处。邓小平在念了公安部提交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后，便合上了报告，严肃地批评道：
“你们的这个文件解决不了问题嘛”。
“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嘛。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了
“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
同时，他也对“严打”可能带来的社会争议作了说明：
“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先从北京开始，然后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坚持这么干，情况一定能好转。”

1983年8月25日，中央作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严打”正式开始……